楊文公談苑》里記錄了一些宋初宦官預軍、輔政的經歷，此外還保存了宋代宦官的詩作，為研究宋代宦官提供了詳實的史料。宋初有不少宦官參與各類政治軍事活動，他們為太祖、太宗統治的鞏固提供了助力，有效地防御了邊境。兩宋筆記對宦官們的記載多集中于其具體政治活動，而忽略了他們的文化活動尤其是他們的文學創作，因而《楊文公談苑》所記錄的這首詩保存了極為難得的史料。
《楊文公談苑》(以下簡稱《談苑》)是由楊億口述、黃鑒筆錄、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筆記。其中記述了幾條關于宦官的材料，有的敘述統治者對于宦官的防范，如“太宗不欲宦者預政”條；有的敘述宦官在政治、軍事行動中的輔助作用，如“崔翰”、“建寺”等條里的傳信使者；也有記錄宦官與官吏的齟齬紛爭，如“劉吉”條，關于這些情況在別的筆記里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類似的記載，唯有“張繼能”條除了史書和《武經總要》外，基本上不見于其他書籍的記錄。而記錄張繼能所作邊塞詩之文獻以《談苑》為最早，而之后的《龍學文集》《詩話總龜》和《宋詩紀事》所載相關材料均是抄撮此書而來，現將之抄錄如下：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古原州自唐已來，陷于黨項，徙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部，并力御賊，是為鎮戎軍。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于廳事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略，忠直好談論，知治體，今為入都內領郡。[1](137)
《談苑》記錄了宦官預軍的經歷，保存了宋代宦官的詩作，為研究宋代宦官提供了材料。相較之后的三種文獻所載，《談苑》關于當時邊境軍事情況和張繼能詩的記錄是最詳實的，也是最接近張繼能生活時代的。祖無擇的《龍學文集》對此詩的部分字句作了修改，其中，“磧”改為“塞”，“調”改為“韻”，“誰”改為“何”，較原詩顯得文雅一些，然而宦官作為內侍不可能有太多的文化，能寫出這樣的詩已是難得，其中含有當時的俗語是可能的，祖無擇應當是閱讀或聽人敘述過《談苑》中的記載后的再創作。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對于內侍的預軍行為頗為關注，而張繼能詩在宋代文獻中的記錄對于我們了解宋代宦官的學養心性等等頗有助益。
宋代宦官預軍參政的相關研究一直是探討宋代歷史的熱點。對于宋朝宦官是否掌權，宋代是否有宦官之禍，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宋代的宦官廣泛參與了宋朝的軍政、文化、藝術等領域的建設，為宋朝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從宋代宦官的參政預軍、文藝創造等方面仔細分析了宦官所做的貢獻，認為宋代無閹宦之禍是由于統治者的嚴格控制與法律規定的壓制。[2]另外宋代權相眾多，他們與宦官在斗爭中追求一致利益，其中又以斗爭為主，故他們的壓制與監督也是宋代無閹宦之禍的重要條件。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張邦煒《北宋宦官問題辨 析》、[3](89?94)苗書梅《宋代宗室、外戚與宦官任用制度述 論》、[4](32?38)冷東《略論北宋宦官》、[5](59?67)裴海燕《北宋歷史條件下的宦官》等文。[6](121?125)但另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北宋宦官為害頗大，他們干預政事、不懂軍事而胡亂領兵，在軍中作威作福，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如王恩厚《北宋宦官預軍弊政述評》闡述了宋代
作者簡介：許凈瞳(1982?)，女，湖南岳陽人，南京大學文學院09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獻學.
的閹宦之禍，如恃寵生事、傾害將帥、攬功避罪、貪生怕死等。[7](35?38)柴德賡《宋宦官參預軍事考》首論宋代宦官預軍問題，既敘宦官為禍之事，又論宋代宦官與大臣之間的斗爭，議論深刻，發人深省，只是柴先生仍立足于士大夫角度論事，故持論不算公道。九十年代后的文章則大多在為宋代宦官平反，對他們的貢獻和缺點都作了評判，認為宋代統治者與士大夫一同努力控制了宦官的勢力，使得閹宦之禍無從發生。
柴德賡先生認為：“宋自太祖得位后，日夜所憂慮者，恐藩鎮跋扈、軍校驕悍，蹈五代以來擁立將帥之覆轍。舉凡朝廷
施政方針，悉以矯弊為主，既納趙普之言，收其精兵，制其錢谷，防范武臣，不可謂不密。太宗以后，十國雖平，地方不能不鎮撫，又與契丹對立，軍備不能不講求，于是以內侍及三班使臣，分布州軍，往來京國，為之監察。三班使臣，太半出于恩幸，宦官監軍，則本唐、五代以來之慣習，行之不著痕跡。且宦者地居禁近，性又馴順，可與密謀，最易制馭，故諸帝莫不倚之為耳目，視之如腹心，入則給事左右，出則寄任方面。”[8](50?51)柴先生一針見血指出宋初宦官預軍是統治者收藩鎮兵權、過度防范武臣的結果。宋太祖即位后一直在謀劃實行的便是將各地的軍政財權收歸中央，這一計劃經過太祖太宗兩朝的不懈努力，終于在真宗朝完成集權大業。應當承認的是，太祖、太宗朝都處于內外用兵之際，對武將權力的奪取不可能一蹴而就。人們都注意到太祖、太宗或逼節度使造反而收其權力，如李筠、孫行友、李重進等；或俟其老死，如王宴、侯益、張從恩等；或以遷轉調職等方式收其權利，如楊庭璋、張永德等；或參用文臣統軍、知州事。其實，他們還運用了一個方法就是讓宦官預軍。宋代宦官參預軍事，事肇于太祖，已成定論。太祖、太宗朝雖然都用宦官預軍，然他們的使用原因與使用方式各有不同，太祖朝任用宦官預軍者有三人，分別是王繼恩、竇神興和李神祐。此外，《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記載了太宗朝宦官預軍事者十一人。
太祖朝三位預軍宦官都相當有能力，從領兵輔助主要作戰部隊征戰到作為監軍監督將領的戰況到獨自領兵平寇，三人在戰爭中不斷鍛煉自己的能力，成長為帝王進行中央集權、統治全國的必不可少的左臂右膀。尤其是王繼恩與李神祐兩人在太宗朝的軍政事務中皆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太祖朝的宦官在事務中所占分量不重，這是太祖吸取前朝宦官之禍的經驗而作出的決定。宋太宗極度防范武將，因此宦官隨著他進行中央集權的舉措，加入太宗維護其統治的力量中，故預軍人數較太祖朝多。述史料可以看出，太祖、太宗朝宦官預軍者有三種任務：其一，領禁軍參戰和率軍屯守邊關。如竇神寶、王繼恩、張繼能、秦翰等人皆為勇猛善戰之人，他們勤習武藝、各有一技之長，在許多戰役中不懼箭矢、沖鋒陷陣，為戰爭的勝利出謀劃策、各展所長。在駐守邊關堡寨時，他們除配合戍邊將領作好防御措施外，還對于邊關的一些民事外交問題也進行了恰當的處理。楊守珍認真審理了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一事，避免了冤案的產生，維護了邊疆的安定。其二，為將領之副督戰，行監督之職。宦官雖然是帝王防范監視武將的一顆棋子，但是若無宦官的監軍，則帝王對將領們將更加猜疑約束。這對于戰爭的勝利和軍心的穩定便可能會產生極壞的影響，可以說，宦官成了君臣之間的潤滑劑和溝通的橋梁，對將帥的野心異志起了一定的牽制與威懾作用。 研究者看到了宦官監軍時與將帥的磨擦，部分宦官對文臣武將的誣陷迫害，卻忽視了他們也有許多人保全了文武官員的事實，如陳思誨密奏郭崇有奸狀后，宋太祖遣中使往驗，中使言其無他意，郭崇由此得以保全。[9](9179)秦翰、張崇貴、張繼能等與將領們在討伐李繼遷的戰爭中配合得當，并能商討應對之策，而無故意恃寵生事、傾害帥臣之事。[9]他們作為監軍與邊將駐守西北時，能夠團結一致御敵，也基本上是照實稟報情況，沒有誣陷將帥之事發生，確保了西北邊境的穩定。其三，行傳令使者之職，如藍繼宗、李神福等。宦官在戰場中獨騎來去，迅速傳遞戰況與統治者下達的命令。任用宦官為傳令官既節省了兵力又保證了消息的準確性，他們作為直接聯系將帥與帝王的橋梁，在宋初的統一戰爭和對抗契丹的戰爭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不少重要戰爭中，有一部分作為傳信使者的宦官在《宋史》《長編》《皇宋編年備要》不見記載，如賈繼隆、岑保正輩。《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兵捷》和《宋會要輯稿?兵七之討叛》中隨軍的宦官記載頗詳盡，亦有助于我們了解宋初宦官參與軍事活動的情況。
宦官不僅能夠隨軍參戰，而且作為統治者與將帥之間溝通的信使，也學習到了領兵作戰的技巧，為太宗提供了奪取節鎮將帥的權力后新的邊防人選。如張繼能經過數次戰火的洗禮后，成長為能為太宗領兵屯邊、作戰的親信，被任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能獨自擔任數重鎮監軍或領大軍作戰的宦官都是皇帝極為信任的忠誠之人，這種情形在太宗朝表現尤其突出。宋
祖雖然防范藩鎮將領，但是對于西北十四邊將十分信任，藩鎮的軍政財權基本上沒有收繳，許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如得自撿擇訓練、生殺由己。十四邊將皆是能征善戰之輩，而太宗收權過度，邊將或老死，而領兵駐邊者又多為無能之人，因此選用的宦官反而能力突出，成為戍守邊防、領兵作戰的重要力量。《談苑》中除這一條外，“太宗不欲宦者預政”條亦記載了宋初宦官預軍參政的一些情況，不少研究者以此為宋初宦官權力被統治者控制的例子而廣為引用。然而事實上，王繼恩并未如同太宗所說不準預政，翻檢《宋史?宦者傳》便知一二。“張繼能”條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宋初宦官并非如太宗所說的不讓參預政事，其中透露的信息也說明并不是所有宦官都是玩忽職守的無能之輩，宋初的宦官能出任外事，其自身是有一定能力的。他們擔任巡檢與部署(總管)、鈐轄、都監等官，同樣是各個駐地的統兵官。可見宦官并不僅僅是一個監督者，更是與武將并肩作戰的統兵官。從張繼能詩可以看到這些擔任邊鎮監軍、鈐轄的宦官多是為報國恩皇恩的忠貞之人，我們在憐惜守邊將士的勞苦時，也不應該忘記有不少擔任監軍的宦官同樣在承受著戍邊之苦。關于忠孝節義的道德倫理問題的探討，是中國古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會著眼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之所以得到研究者長期的關注，是因為從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不論是統治集團，還是下層民眾，都希望社會能夠穩定繁榮、長治久安，但歷史事實卻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亂有之，人們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興、社會如何治的問題。人們不斷思考的結果便是道德倫理對于維護穩定、社會風俗有著極大的影響。
宦官監軍是唐五代以來的慣習，然宦官挾天子以令諸侯，君王動輒受制于宦官之事層出不窮，與藩鎮跋扈兵將驕悍同為禍患。有能力的宦官更有威脅皇權國政的可能，何以宋太宗頻頻用之？藩鎮割據、勢力深厚、擁兵自重、造反叛亂極易發生，而宦官身為內廷侍臣，即使統兵也難讓手下將領軍校信服，鄙視者多。他們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軍權，故而晚唐宦官多與節度使們對抗，抑制了藩鎮勢力，且又無法登上至尊之位，為了自保必須維護皇帝的統治，實際上也就維護了中央集權。因此較之宦官，宋初統治者顯然更忌諱武將一些。宦官并不實際掌管軍權，每次領軍出征、隨大軍作戰，只是暫時的權宜之法，戰爭結束，其領兵的權利也會被收回。而武將的職責便是領兵作戰、保家衛國，他們常年處身軍隊，與士兵將校之間極易拉幫結派形成勢力。從五代的皇帝都是位高權重的藩鎮將帥即可知，武將掌權時間稍長就有可能出現威脅皇權的因素。因而在削奪節度使權力后，文臣被派至地方掌行政權，那么領兵作戰時部分權力也從皇帝手中下放給宦官。這時的宦官都是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預軍事的，他們沒有自主權，在領軍參與作戰的同時肩負著監視將領的任務。宦官無子嗣，無法名正言順進入權力階層，即使與大臣們來往交接，他們之間也是互相防備制約的。宦官參政預軍后不可能像血緣裙帶之親那樣形成勢力，故統治者更喜歡任用宦官作為耳目和信使。
這些宦官蒞職謹恪、忠貞誠信，又多是溫良柔順之輩，較武將更易掌握，故太祖、太宗朝所任用的大多都是忠于皇室的能干之人，他們能與武將們配合得當，屢次立下戰功，因此得到了君主的重用。張繼能說：“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他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必定會承受統治者一定的私恩，處上位者以此得到宦官們的忠誠而使之為己所用。如王繼恩輩從太祖朝便是宋太宗的親信，太宗得以即位，他功不可沒。宋代宦官基本上是帝王親信，如鄧守恩、衛紹欽、李神福等皆自幼給事晉邸，太宗對他們的性格、缺點、所長了如指掌，故能在戰爭政事中任用合宜，為其統治的鞏固提供了助力。兼之久經戰事，太宗對他們的能力有所了解，因此能在“淳化五年正月，命昭宣使王繼恩為劍南、西川招安使，討狂賊李順，軍中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系囚，除十惡及官與犯枉法贓外，悉得以便宜決遣”。[10](6993)而王繼恩也率將領們基本平定了戰亂。可見宋初二帝任用宦官預軍并非只看其忠誠而不顧及其他。忠誠度是他們選取擔任監軍一職的宦官的首要條件，而宦官的能力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李神福雖然從太宗征伐過太原，但其作用只在于攻城時，往來梯沖間宣傳詔命，之后也不再預軍事。藍繼宗從征太原時，也是傳詔營陳
間，因多稱旨意，之后溫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太宗便遣他往按視。《談苑》“劉吉”條里談及的石全振也一直只從事傳令、護送軍備物資等事務。而對于善征戰者如韓守英、衛紹欽、張繼能、秦翰輩，太宗或任用將兵參戰，或使之督修邊防，有效地防御了北方邊境，為北宋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締造了安寧和平的環境。軍的宦官當然也有大大小小的性格缺陷和貪圖權財的弱點，但是他們保衛了的邊疆，維護了政治的穩定，因此他們的功勞不應該忽視。僅憑忠誠，太祖、太宗或許會任用宦官為監軍，成為監督將領的耳目，但決不可能讓他們領兵參戰。從宦官領禁軍作戰的大小戰爭結果看，宦官里參與各類軍事活動的都是有能力之人和敢于舍生忘死之輩。不少宦官的升遷是他們在戰場上流血流汗換得的。宋初統治者既從晚唐五代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藩鎮節帥的威脅，也看到了宦官的能力和他們對維護皇權的幫助。于是從宋太祖起就有計劃地讓宦官參與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建設工作，與文武百官相互牽制，一同成為維護北宋中央集權的組成部分。楊億對于宦官沒有普通文人慣常的偏見，他在與門人的閑談中談及才德兼備的張繼能，并且細致描述了宋初邊疆戍守的情況，保留了極為難得的文獻，讓我們看到了不同于史書記載的關于宋初宦官們參與建設的史實與真實心理狀態，亦了解了他們尚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文學修養，確實有成為宋初統治者助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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