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文不夠經典，且經典篇目過少。以人教版、蘇教版初高中語文教材為例，一冊教材中名家名篇幾乎占到三分之二，一些非名家之作的思想藝術水平也堪與名家名篇相比。而小語教材則不然。以蘇教版中高年級教材為例，除了一些古詩詞，很少有名家名篇，相當一部分課文不知道作者是誰，選文質量不理想。名家之作在一冊之中一般也不超過五篇，占總篇數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人教版教材選文總體質量較高，但一冊之中的經典文、名家文也不超過三分之一。現在很多學校開展了“經典誦讀”活動，所用讀本是由傳統蒙學教材和中外兒童文學名著選編而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現行小語教材的反駁——教材的很多選文不值得背誦，小語教學又不能不強調背誦。作為精讀之用的教材不值得背誦，這不能不說是件憾事。但盡管批評之聲不絕于耳，選文質量問題似乎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二）肆意改動（不是刪節）。說“肆意”，可能有點過分，因為編者有各種理由（詳見后文）。初高中語文教材對待選入的文章態度很慎重。我粗略地翻閱了一下蘇教版初高中語文教材，編者所持的改編原則是：（1）原封不動，即大部分文章不加任何改動；（2）少量刪節，一冊教材控制在五篇左右，雖然不無可議之處，但很有節制；（3）少量修改，限于個別詞句，一般也在五篇左右；（4）極少部分是改編而成，但非精讀篇目。這就把尊重原作落到了實處。而進入小語教材的選文，即使是名家之作，往往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戲說這不是“整容”，而是“毀容”。比如蘇教版中鄭振鐸的《燕子》（四下），葉圣陶的《牛郎織女》（六上），雨果的《船長》（六上），季羨林的《夾竹桃》（六下）等。
即使是從一些編者視為護身符的兒童視角看，對名著進行改編也是不足為訓的。其實，對一些名著（比如四大名著）的主要情節，在接觸改編教材之前，相當一部分小學生通過影視媒體和名著少兒讀本已比較熟悉。在這種情況下，改編本所能起的“引渡”“橋梁”作用已不復存在。對高年級學生閱讀狀況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只要讓他們把教材和原著的相關部分對照一下，都有“不過癮”的感覺。
當然，從絕對意義上講，任何一部經典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包括那些經歷了歲月淘洗的不朽之作。但是，經典終歸是經典，盡管明珠上可能會有一些微塵，但無妨光芒四射，我們應當讓它們以自身的光芒照耀讀者的心靈，而不能人為地設置遮蔽的屏障。選入教材的大都是名著中的精華章節或片段，如果不具有足夠的才力，不經過充分的醞釀協商、廣征意見，還是慎改為好。
通過選入名著以提高小語教材的文化品位，讓小學生盡早接觸、了解名著，在涵泳體察中增進學生的人文素養，這樣的做法是應該大力提倡的。問題是如何選編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把尊重名著和考慮教材特點結合起來，把選文的經典性和可接受性結合起來。王尚文、曹文軒、方衛平編著的《新語文讀本》（小學卷），錢理群、王尚文編著的《新語文讀本》（高中卷），正是遵循了上述原則而廣受好評。而現行有些小語教材的選文也正是背離了上述原則而受到責難和非議。
教材應該呈現給學生最好的語言范本，因為“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嚴羽《滄浪詩話》）。無論是精讀，還是泛覽，都應是取法于上上。從學習語言的根本任務出發，也應該讓學生直面名著文本，感受和學習名著的語言。一般地講，改編本的語言與原著是無法相比的。只要我們把一些小語教材中的改編本與原著的對應部分對比一下，不難得出結論。我們不妨比較一下人教版與蘇教版是如何對選入的名著片段進行改編的。
人教版的《猴王出世》（六下）只是原著相關章節的節選，語言上基本沒有改動（情節和描寫語言略有刪節），原作語言的鮮活靈動而又具有整飭典雅之美，文言和白話水乳交融的特點得到了充分的再現，值得學生反復誦讀甚至背誦，也起到了嘗鼎一臠而略知全鼎之味的輻射作用。其他如《“鳳辣子”初見林黛玉》《孔明智退司馬懿》（六下），《臨死前的嚴監生》（五下）等未作任何改動。
而蘇教版中的《三打白骨精》（六上）只是原著相關章節（第27回尸魔三戲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的縮寫本，故事情節好像變得簡單而集中了（原著近10000字，改編文僅1000字左右），而原著扣人心弦的吸引力卻消失殆盡。圍繞“打”與“不打”，原著中孫悟空與豬八戒、唐僧的矛盾很尖銳，有許多精彩傳神的描寫，而課文中只剩了些概略的敘述。原著中孫悟空的見惡必除、除惡務盡的特點是與他的機智、重情甚至滑稽的特點糅合在一起的，唐僧的人妖不分是與他的迂腐、善良分不開的，豬八戒的貪饞、挑撥是和他的糊涂、自私分不開的，而課文中只是很不充分地體現了人物性格的前一方面而遺漏了后一方面，人物性格被“凌遲”了。《西游記》語言的最大特點是富于諧趣，而這些最富魅力之處在改編后的課文中蕩然無存。《三顧茅廬》（四下）同樣是一個不完整的簡單的縮寫，原著由遠而近、層層鋪墊、對比襯托的藝術特色沒有得到任何呈現，完全變味的改編文跟原作相比，在藝術魅力方面的懸殊不啻霄壤。
蘇教版教材中的上述名著改編本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略了當今小學生的閱讀背景，低估小學生的閱讀能力，把“血肉豐滿”的原作變成了“一副骨架”，把立體的人物形象變成平面的，把妙趣橫生的人物語言變成了干巴巴的所謂“規范語言”等共同傾向。而人教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情況。
小語教材中的選文主要是作為精讀之用的，選文當然要注意篇幅和語言的規范化。但篇幅簡短，情節簡化，不能以犧牲原作的藝術魅力為代價，盡管做出一些犧牲是難免的。注意語言的規范化，但對“規范化”的理解不能過于狹隘，更不能過分地強調小學生應接受所謂的“規范語言”，而忽視了真正的文學語言對學生審美情趣、閱讀興趣以及語言運用的涵育作用，尤其是對高年級的語文閱讀教學來說。語文教材也不同于一般的課外讀物，應為學生欣賞、領略原汁原味的文學語言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
要根本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解決“選”的問題。人教版教材中的《景陽岡》和蘇教版中的《林沖棒打洪教頭》的改寫還算比較成功，首先是因為“選”得準。上述兩篇課文的相關原文都有篇幅不大、情節集中、內容有吸引力、切合小學生的欣賞水平等特點。
其次應考慮如何刪節和更動以符合小語教材的特點。《猴王出世》《景陽岡》《林沖棒打洪教頭》刪去了一些贊賦，因為贊賦主要是適應說唱之用，刪去更符合小學生的閱讀特點。再就是有節制地把一些方言詞匯改成普通話詞匯，降低理解難度，而盡量不傷害原作的神采。
對原作篇幅過大，內容又很適合教材特點的名著相關部分又該如何處理呢？一是原文照錄，二是借鑒人教版對外國文學名著的改編方法。《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索亞歷險記》（六下）把介紹原著主要情節和選取名著名譯的精彩片段結合起來。以此類推，可以采用把簡略介紹相關內容和直接呈現其精華部分相結合的方法解決難題。這樣可收兩全齊美之效，而無一舉兩失之虞。
認為存在語言不規范問題，是編者對一些經典名著（包括名家名篇）進行改動的原因之一。如果名著確實存在語病，當然得改，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有些問題則需要辯證處理。比如，文白夾雜（在《紅樓夢》中就大量存在）雖不符合現代口語的表達習慣，但將其視為不規范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文言和白話本身就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純粹的白話文和文言文是不存在的。現代漢語的主要源頭是口語和文言，因此，白話中融入文言，文言吸收白話的成分，是漢語語言發展的客觀規律。《選集》、魯迅雜文被公認為是白話文的典范之作，但作為一代語言大師，他們的成功之處恰恰是融合了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長處。當代一些名家，如汪曾祺、張中行、賈平凹、梁衡等也是如此。所以不必將文言改為白話，更不能因為改動“文言成分”而損害原文的精練和典雅之美。
對經典之作進行改編，還有語言難度、表達習慣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不能不加以考慮。這一情況應區別對待。
第一，文言名著不宜改。像《史記》《聊齋志異》這類古典名著的白話本，可以讓學生課外閱讀，或者作為輔助閱讀之用，但不宜用作教材。人教版小語教材把《將相和》《晏子使楚》（五下）由文言改為白話，不僅改寫本身有問題（改寫不夠準確，也不如原文生動），而且不恰當的取舍導致教學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要通過讀原著來解決。《將相和》是根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改寫的，原文篇幅較大，可以選取精華部分作教材之用，其他部分用概述的方式讓學生了解。《晏子使楚》篇幅短小，語言精美，可以通過注釋和以文白對照的方式降低閱讀難度。
第二，古白話名著盡量不改。四大名著、《儒林外史》都屬古白話范疇，跟今天的白話文很接近，學生學習的難度與其說是來自語言本身，不如說是一些風俗習慣（包括方言俗語）、典章制度的變遷和差異。只要詳加注解，便可化難為易。《林沖棒打洪教頭》（蘇教版五上）除了刪節，就是把原著中的一些方言詞匯改為普通話常見詞匯，其實沒有必要。《草船借箭》（人教版五下）原文篇幅就很短，語言難度也不高，改成白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人物形象的理解。
第三，“五四”新文學以來的現代白話文名篇乃至于當代名家的一些作品，可以改，但要改好。小語教材在這方面受到的責難最多，有來自作者的，有來自讀者的。平息眾議的最好方法是編者提出修改建議，讓作者自己改，或者請權威專家改。比如《燕子》（原文為鄭振鐸的《海燕》，教材是原作的一小部分，且做了改動）一文的主要問題不是刪節，而是改差了（參看薛法根博客《閱讀課教什么》）。
第四，外國文學名著不能妄改。由于文化背景和語言的雙重障礙，應盡量選擇權威譯本。如果有幾種權威譯本，還要擇善而從。人教版對《賣火柴的小女孩》（六下）關于“上帝”句的改動曾遭到非議，就是因為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強加給了作者，容易誤導學生。這方面蘇教版初中教材做得好，選入的杰克·倫敦的《熱愛生命》（九下），以人民文學出版社權威版本《熱愛生命》為主，參酌《美國短篇小說選》《讀者》等書刊的版本。這才是一種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
因此，選名著，一定要保留原汁原味，一定要體現名著的特色。嫌長，可以選片段，或者刪節（當然不能毫無節制）；認為內容不合適，可以另選；認為內容過深，可另選簡易的；外國的，應酌選名家名譯。《古文觀止》選入了200多篇歷朝歷代的名家名篇（與小語教材的12冊總篇目大體相當），為了適應誦讀的要求，大都是選取其中最精彩的片段（個別例外，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對具體篇目以刪節為主，無改動。《唐詩三百首》《千家詩》主要是選擇和編排，無任何更動。這些做法不僅樹立了典范，也為后世的選本指明了方向。
可改可不改，不改。可改，改不好，寧可不改。要改，一定要找到合適的人選（比如人教版的老教材都是由葉圣陶先生把關），否則，寧可棄而不用，另選合適的。
錢理群指出：“孩子在學習語言的起始階段，就接受語言大師、名家的典范作品的熏陶，這對培養其純正的語言趣味、感覺、習慣，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是受益終生的。”（《為何為小學生編就現代經典名著讀本？》，《中華讀書報》2011年06月15日12版）過去的私塾以“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文選》《古文觀止》為基本教材，歷久不變，而且確實培養了一代代大師、學者。再從一些大師的成長歷程看，大都是從小學階段直接接觸名著，從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終生受用不盡。
再從語文教學的現狀來看，對為什么要讀經典、如何讀經典這一類問題，語文界的有識之士和一些身在一線的名師已經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也正是鑒于教材有些選文的典范性不夠，一些優秀的教師沖破了這一限制，在創編教材方面大膽地進行了改革，取得了顯著效果。這些教學實踐足以證明小學生直面經典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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