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是主張對經濟危機實行標本兼治的理論，它既主張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鏟除經濟危機產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張在經濟政策方面讓各種金融創新和政策工具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從經濟政策方面應對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為指導，在鼓勵金融創新的同時建立和加強相應的監管，讓金融創新立足并服務于實體經濟，保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平衡，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既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又發揮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雖然目前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從實質上看，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經濟危機，但其產生也有其流通領域的直接原因。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是主張對經濟危機實行標本兼治的理論，它既主張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鏟除經濟危機產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張在經濟政策方面讓各種金融創新和政策工具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所以，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為指導，面對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我們既要在分配領域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應對其沖擊，也要在流通領域的金融創新和政策工具方面應對其沖擊。本文將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探討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政策應對方法。
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起于美國在金融創新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大量違約，發展到大型金融機構瓦解重組，信貸緊縮造成經濟嚴重衰退，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負增長。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爆發以后，很多學者指出，金融創新所形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其中起了很多作用，若沒有衍生工具的存在，單純房地產市場的下跌不可能引起如此強烈的連鎖反應。要應對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就要吸取其教訓，限制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
這種觀點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夠全面。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分散風險、對沖風險等基本功能，只是次貸的衍生過度導致了它們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又沒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加上的監管空白和評級機構的“火上澆油”，投資者已經無法識別衍生工具應有的風險，才引發了次貸危機以及以后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爆發以及影響不能歸咎于金融創新和金融衍品，對于這一工具的不當使用，讓它們沒有很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才是引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
實際上，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金融創新泛指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上出現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資方式、新的金融市場、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等內容。金融創新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創新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活力，為金融機構創造流動性、拓展利潤來源，同時也不斷滿足市場上不同類型的投資者、投機者對于保值、增值等目的的需要。住房抵押貸款相關衍品屬于金融工具創新范疇。金融衍生工具具有風險對沖性、虛擬性、復雜性、杠桿性、連鎖性等特性。
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地分散和對沖風險。例如住房抵押貸款，商業銀行等放貸機構通過資產證券化將流動性較差的住房抵押貸款打包出售，換取現金資產同時收取管理手續費，從而分散和轉移風險；投資銀行則通過將證券化產品重新切割、打包，經過評級機構的信用增級后再出售給對沖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從而也可以分散和轉移風險，并且鎖定收益。同時，在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的基礎上設計和發行的各種衍品和基礎產品一起為市場提供了更為多元化的投資工具，滿足了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的收益需求。
但另一方面，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虛擬性和杠桿性放大了風險。金融衍生品具有“虛擬性”，它附屬于貸款、股票等基礎資產，它的價格取決于投資者對于基礎資產產生的未來收益的預期，這導致了金融衍生品的價格比基礎資產更加不確定，風險也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金融衍品的交易一般都是保證金制度，具有高度杠桿性。少量的資金就能進行大規模的交易，這在對沖、管理風
險，放大收益的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復雜性導致了信息不對稱，風險變得更加復雜。金融衍品是通過對基礎產品的各種組合處理而形成的，這種處理要求有高深的數學方法、數理模型并運用電腦信息技術。這就導致基礎金融產品在經過層層切割包裝后變得不透明，投資者和基礎金融產品持有者之間出現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已經無法得到足夠的信息去評價衍品的風險性和收益性，從而導致風險更加復雜和難測。金融衍生工具的這種連鎖復雜機制導致了它們極有可能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引發經濟危機。
從經濟政策方面應對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我們必須正確看待金融創新。一方面要看清金融創新的必要性。在現今國內、國際競爭愈發激烈的金融市場中，各金融機構為了分散和轉移風險，滿足客戶多元化的投資需求，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就必須不斷推進金融創新。同時，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也有賴于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我們要合理進行金融創新并加強監管，防止金融創新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基礎。金融創新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手段，當金融創新和實體經濟匹配良好時，金融創新就可以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為廣泛的融資管道，轉移市場風險，優化資源配置，從而有效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強勁的實體經濟發展作為支撐，金融經濟只不過是虛擬的泡沫經濟，最終必將破滅。
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和國際資本市場環境下，新興發展中的泡沫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很強，如果一個新興發展中的大部分資產都是虛擬資產，這個的經濟命脈就掌握在全球投資者的手中。一旦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波動，就會迅速波及這個的經濟內部。沒有實體經濟的發展做后盾，就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救市，就完全失去了拯救金融業的能力。因此，中國的金融創新必須立足并服務于實體經濟，保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平衡，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進一步融合。 融衍品的創新應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為根基，防止過度衍生化，提高風險的透明度。美國次貸危機原因之一就是次級抵押貸款在經過層層切割包裝之后，風險被掩蓋了，投資者無法識別衍品與實體經濟發展的聯系，更無法了解其風險和收益，這就會導致大量投資者做出錯誤的投資選擇。如果人們能及時了解這些產品與實體經濟發展的真正聯系，知道其背后真正的風險，那么次級債或許在一開始就不會受到追捧，也不會在流通領域演變成一場危機的爆發。
第二，應避免金融創新技術的濫用。隨著金融工程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新型的結構化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其復雜的結構和晦澀的模型不僅讓投資者難以理解，甚至連其設計者都無法真正解釋清楚其中真實的風險收益結構。實踐也證明了這些模型并不能很好地為金融衍品進行定價，尤其是許多金融衍品完全基于未來現金流，而未來現金流具有太多不確定性，并不是通過模型就可以準確計算得出的。過于依賴模型而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現實情況，則可能錯誤地認識風險、低估風險。
第三，金融機構要增強風險管理能力。由于金融衍品不同于實體經濟產品的虛擬性、杠桿性、連鎖性等特性，對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時，要將金融創新活動與其他傳統業務的風險進行統一管理，納入到統一的風險管理體系中，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對于我國來說，金融創新還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并且，西方那些經過實踐證明的行之有效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內在機制和運行規律可能并不完全適于我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還需要我們自己加以摸索、改進。因此，這意味著首先需要堅決打好創新基礎，以優質實體經濟資產作為衍品的標的推出新產品，而不良資產只能作為補充，從源頭控制可能產生的風險。例如，商業銀行可以將優質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進行資產證券化，這些貸款能產生穩定、可以預測的現金流，一方面可以推動資本市場投資工具的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對于那些不良的貸款可以進行小規模、控制范圍內的嘗試，按照未來現金流將其切割成不同信用等級若干部分，按照不同信用等級將其出售給風險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資者，但是要向投資者充分披露相關風險。同時，也不能追求過于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技術，而是應該首先著眼于推出那些可
2007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同《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經濟危機理論的影響一度下降、新自由主義在流通領域的影響擴大有關。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場至上主義,不過是披著經濟哲學外衣的個人貪欲。正是新自由主義致使金融監管體系出現漏洞，華爾街的貪欲才能享受到了不受約束的充分自由，結果導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脹到足以危害全球經濟的龐大規模。
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發生前，許多西方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以美國為風向標，紛紛放松金融監管。國際金融市場創新加快，金融產品范圍日益廣泛，結構日益復雜。但由于對復雜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遠遠落后于金融創新，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并在金融危機中充分暴露出來。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監管存在著監管理念落后、金融監管協調不力及監管資源不足等問題。針對此次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各國開始著手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提高監管能力。美國財政部就美國監管體制改革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的一系列建議，重點是加強美聯儲的監管權，整合和強化金融監管。英國議會提出改革現行存款保險和金融監管制度的建議，包括修改破產法，建立專門針對銀行業的破產處置機制；中央銀行成立金融穩定辦公室，負責監管當局之間的聯絡和溝通，研究前瞻性的分析方法，跟蹤金融體系潛在風險變化，對受保的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等。
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充分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性，就連曾竭力主張金融自由化和取消監管的美聯儲前格林斯潘，在國會議員責難下也被迫承認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有缺陷”。他還稱“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非常沮喪”。有些歐盟如法、德等國領導人開始反思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提出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張。但是，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必須徹底拋棄新自由主義才能革除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弊端。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面臨擴散和升級的形勢下，我國銀行存款面臨著壞賬增加和輸入通貨膨脹兩方面的威脅，應趁通貨膨脹壓力暫時緩解的有利時機，盡力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加強金融監管體系建設，確保經濟安全。在充分借鑒各國金融監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改革我國現有金融監管體制，構建一個精簡、順暢、有效的監管體系，為將來混業經營提供高效的監管服務，防止發生類似美國金融監管的失誤，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研究課題。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建設目前特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在發展金融創新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之源，沒有創新就沒有效率。但在推動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注意風險管理機制的建設。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推進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也創造出許多新的風險，并憑借杠桿效應放大波動的程度。如果對金融創新業務缺乏監管，就有可能使風險不斷積累，由局部風險演化為系統性風險，直至爆發金融危機。特別是在金融業綜合經營的環境下，金融機構不斷創新出兼具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業務特性的金融產品，使資金和資產的流動和轉換十分便利，同時也使金融風險在信貸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期貨市場之間以及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之間傳導擴散問題更加突出，這就需要不同監管部門統一監管標準，采取協調行動，加強跨業監管，防止金融風險過度交叉和相互傳染。
在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中，通過金融創新分散和轉移風險并沒有錯，錯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是在金融創新過程中金融監管嚴重滯后，缺乏對那些復雜的金融衍品自身所隱藏的巨大風險進行強有力的外部約束。目前，為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同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我國正在鼓勵部分國有控股銀行進行產品創新和業務創新。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沖擊警示我們，在鼓勵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加強相應的監管，要把金融創新的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內，這樣才能在提高金融機構運行效率的同時，確保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 速金融監管政策轉型。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政策多是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并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隨著金融創新不斷深化，這
種金融監管政策與金融創新之間存在著較大矛盾。一方面規則的描述永遠趕不上金融市場的變化，另一方面金融創新又不斷突破規則的限制，從而留下監管空白。新的金融監管政策應當兼容分業或混業監管模式，將金融體系穩定、金融機構審慎經營和消費者保護作為三大目標加以整合，構建出高效統一的監管部門。它應當可以更好地適應金融市場的形勢變化，更加清晰集中地執行特定的監管目標。根據不同目標來劃分監管權限，維持更加嚴明的市場紀律，及時把威脅經濟安全的苗頭扼殺在萌芽狀態。
第三，完善各金融監管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在引發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美國流通領域的各監管機構之間缺乏信息交流，監管權力分散，決策過程混亂，一定程度上延誤了金融危機的處理。美國的經驗教訓警示中國在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中，必須在流通領域完善各金融監管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并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完善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需要做好的工作是：首先，完善監管聯席會議制度和經常聯席機制，建設有效的監管協調工作程序以保障監管規則的執行和發展。其次，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建立中國人民銀行與三大金融監管機構監管信息的定期送達制度。再次，研究探索建立更高層次的一體化金融監管部門。配合金融監管體制的深化改革，在建立起系統有效的監管協調工作機制后全面實行金融一體化監管，可以更加靈活、有效地適應市場要求，降低監管協調成本，提高監管效率、實現規模效應，尤其在跨國金融監管機構協調中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在各部門的有效配合中保證經濟安全。
第四，建立健全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和多種約束機制。做好信息披露建設，不僅從原則上，更要從內容、標準、方式等具體層面上入手，逐步與國際金融業接軌，真正建立市場約束機制，有效預防與降低金融風險。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金融業務不再局限于某一或地區的范圍，以為單位的金融監管當局對其境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實行全方位的約束難度已越來越大。為了確保經濟安全，我國還應主動適應金融監管的國際化趨勢，加強監管的國際合作與協調，參照和依據《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1997年)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2002年），實現對跨國金融機構的有效約束。同時，還要建立健全以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為基礎的內部自我約束機制，維護金融企業資產的安全性和流動性，防范經營風險；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預警控制機制，以風險為核心對金融機構管理質量進行評估，提高對金融機構的治理水準。加強金融業行業自律性組織的建設，建立健全銀行業協會等行業性組織工作，制定更為嚴格的行為守則，并對本行業經營者的經營行為進行監督，賦予其行業保護、協調、合作與交流等職能，以維護行業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秩序。在監管范圍之外，通過自律行業的道德規范加以補充，形成市場多元利益主體的相互制衡約束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全國同業協會的聯席約束機制。
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再次表明，市場不是萬能的，受新自由主義思潮蒙蔽一味迷信市場力量，放任市場自由發展，必然會扭曲經濟信號，擾亂市場秩序，最終帶來難以預料的后果。在流通領域，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關系。在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為指導，既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又發揮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才能化“?！睘椤皺C”，促進我國經濟不斷平穩較快增長。
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一方面形成了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在流通領域，中國目前并不存在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銀行系統高額的存款尚未有效利用。中國正處在勞動力和資本雙要素剩余的黃金時代，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的重點，著重解決好我國經濟發展中深層次的問題，有效啟動剩余要素的經濟運行機制，將會減少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使我國步入經濟起飛的后發展階段，為我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
轉變。從全局出發，協調進口與出口的關系，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大力培養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其次，要調整外資政策，逐漸取消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著重提高引進技術的質量，使其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服務。再次，要引導貿易的轉型升級，淘汰部分落后企業，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制定促進貿易轉型升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延伸貿易產業鏈，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貿易轉型升級。最后，要努力開拓新興市場，以綠色技術創新為核心，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健全有關貿易和保護環境關系的法律體系，大力推廣綠色產業，制定相應的鼓勵、扶持政策，大力開拓環保市場，促使企業提高環保技術、不斷開發綠色產品，并積極推行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盡早推行進出口產品的環境標志制度，以避免或減少國外綠色壁壘對我國出口的不利影響。
事實上，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帶來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契機。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性任務。在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市場需求旺盛，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種產品都有生存空間，小鋼鐵、小煤炭、小水泥、小礦山等都生意興隆，各個行業和產業沒有很大的調整壓力，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不明顯。而在經濟出現困難的情況下，市場需求減少，價格下降，一些技術含量低、成本高、效益差的企業就會率先受到沖擊，難以再生存下去，這就形成一種市場優勝劣汰的倒逼機制，迫使行業、產業以及企業進行優化重組。
因此，如果我們抓住機遇，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的重點，將有利于我國經濟在產業結構的升級中平穩較快增長。近年來，國務院已經制定了汽車、鋼鐵、船舶、石化、輕工、紡織、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有色金屬、物流業等重點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這對于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重點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支持優勢企業并購落后企業和困難企業，鼓勵強強聯合和上下游一體化經營；加大企業技術改造的力度，推進企業升級換代和自主創新，創造更多的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培育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 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擴大內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200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5 616億美元，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額達到14 285億美元，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位；進口額達到11 331億美元，超過德國上升為世界第二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國內總值的比重達到70%。2008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24億多美元，同比增長23.6%。我國經濟發展己經在很大程度上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國外需求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使我國外部環境惡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正是將出口導向型增長轉變為內需拉動型增長的大好時機。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把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點放在國內需求上，不僅會促進投資增長、消費擴大、繼續拉動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也會有效改善基礎設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內需的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來自于消費拉動，一方面來自于投資驅動，擴大內需短期依靠投資，長期依靠消費。
在擴大投資方面，一是要堅持宏觀調控，出臺更加有力的擴大國內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二是要充分認識到目前我國的公共產品供應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并逐漸超過基礎設施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大對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力度，將“民生領域”的投資作為今后投資的重點。三是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把握好時機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優化，并加強對企業技術改造項目的投資，循序漸進地改變經濟增長模式。
在刺激消費方面，關鍵是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和農民的收入水平。我國最為廣闊的市場在農村，但是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環節，農民的收入同城鎮居民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并且存在著醫療、子女教育和養老等諸多不公平因素，其消費動力不足。因此，一方面，政策要繼續向第一產業傾斜，進一步加大對農業和糧食生
產的支持力度，增加防汛抗旱資金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加強農村金融服務，并通過財政轉移性支出直接補貼農民。另一方面，要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農村醫療和養老體制改革，減輕農民子女的教育負擔，從而解決其增加消費的后顧之憂。總之，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國內市場廣闊，需求潛力巨大，只要我們采取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更加注重擴大內需，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能長期保持強勁。
更加注重擴大內需，不等于不需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也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在當前，尤其要警惕和防止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只能收一時之效，卻會助長相互隔離，帶來損害國際貿易發展的長遠后果，到頭來必然是損人而不利己。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努力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才能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共同應對西方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沖擊和挑戰，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加快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防范金融風險積聚和擴散，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穩定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在我國進出口貿易受到很大沖擊的情況下，更要努力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鞏固傳統出口市場，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實施出口市場多元戰略，同時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增加先進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重要能源資源和原材料進口；加快企業“走出去”步伐，支持各類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和開展跨國并購，積極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發展境外資源合作開發、工程承包和勞動合作；抓住機遇，進一步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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