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對人類優先論是持反對態度的。參見筆者的碩士論文《動物解放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9年。“人類優先！”這種表述是模棱兩可的，人類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優先于非人動物利益？人類的何種利益可以優先于動物的何種利益？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將導致不同版本的人類優先論。要想知道人類優先論在活熊取膽問題上是否有效，就必須首先闡明不同版本的人類優先論之區別，然后再考察它們會得出何種實踐上的推論。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不討論那些認為動物利益沒有任何道德重要性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觀點。在現實中，人類優先論者很少有人會宣稱動物的痛苦沒有任何道德重要性，他們大多認為動物利益具有某種道德重要性，但人類利益的道德重要性高于動物利益。本文僅討論這種得到很多人贊同的人類優先論觀點。“另外，本文不討論人類優先論的道德哲學基礎，本文既不支持、也不挑戰人類優先論的哲學根基，僅僅對人類優先論立場進行一種中立的分析。” ①以此表明，它不能被用來為活熊取膽提供有力的辯護。
道德主體的特定道德行為常常會影響到多方利益，有時候這些利益是相沖突的，此時對該道德行為的評價就要求對多個受影響者的不同利益的優先性進行排序。在是否禁止活熊取膽這件事上，就涉及某些人的利益與熊的利益之間的沖突。如果人的利益優先于熊的利益，那么這種優先性排序規則具體是什么樣子的呢？
采用不同的優先性排序規則，常常會導致不同的實踐結論。筆者認為，存在兩種基本的優先性排序規則。一種是辭典式優先（或稱絕對優先），一種是加權式優先（或稱權重優先）。與此相對應，我們可以將人類優先論解讀為一種辭典式優先排序，也可以將其解讀為一種加權式優先排序。
辭典排序式優先可以應用于對多個道德原則的排序、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道德地位的排序以及對不同種類的利益的排序。筆者首先用具體的例子分別對三種辭典式排序法加以解釋。
一提起對不同原則的辭典式排序，我們首先會想到羅爾斯的《正義論》，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將多個原則納入了所謂的辭典式排序（lexical order）。[1]他認為立約各方在原初狀態下將選擇兩個正義原則，其中第一正義原則辭典排序式優先于第二正義原則。作為第一正義原則的平等自由原則辭典式優先于第二正義原則中的差異原則，前者具有一種絕對優先性，只有當差異原則不違背自由原則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去盡量實現差異原則；若差異原則與自由原則發生沖突，則我們優先遵守自由原則。
這種排序法讓筆者想到時下很流行的一句女孩對自己男朋友的命令：“咱倆意見一致的時候，聽你的；咱倆意見不一致的時候，聽我的。”這句流行語很好地體現了一種對行為原則的辭典式優先排序法：在這里，女方的意見是絕對地優先于男方的意見，只有在不違背女方意見的前提下，男女雙方的行動方可遵循男方意見；當男女雙方意見發生沖突的時候，則二人的行動聽從女方意見。
①我們也可以將人類優先論ⅱ稱為“雙因素人類優先論”，因為它在結構上類似于動物解放論的“雙因素平等主義”原則。關于“雙因素平等主義”，參見楊通進著《走向深層的環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96-97。辭典排序式優先可應用于對多個利益相關群體進行排序。例如，在差異原則那里，羅爾斯將受分配原則影響的各方分為兩個群體：最不利群體和非最不利群體。羅爾斯利用辭典式優先對這兩個群體加以排序，認為分配原則應當旨在將最不利者的利益最大化。分配原則應當盡量提高最不利群體的利益，直到它不能繼續提高、或者使受益者脫離了該群體為止，只有在達到這種要求之后，我們才能去提高其他人的利益。
我們可以把這種排序法應用于人類優先論的主張。人類優先論者認為人類需要優先于非人動物的需要，如果這是一種辭典式優先，那么人類優先論者就劃分了兩個利益相
辭典排序式優先可以應用于多種需要之間的排序。例如，我們可以把不同需要劃分為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我們常常把免于劇痛和恐懼等歸入基本需要，把愉悅、便利等歸入非基本需要。這樣，如果我們賦予基本需要一種辭典式優先性，這就意味著：我們首先應當盡量滿足免于痛苦與恐懼等基本需要，然后在不損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再考慮滿足愉悅、便利等非基本需要。例如，波普爾提出社會的首要目的應當是將苦難最小化，而不是福利最大化，因為“痛苦在重要性方面不能被快樂抵消”。[2]這種觀點顯然將免于劇痛和恐懼等需要賦予了一種辭典式優先性。
經過上述對三種辭典式排序應用的舉例解釋，現在讓我們看看一種采納辭典式排序的人類優先論將會是什么樣子的。如果我們把排序法b和排序法c結合起來考慮，則可以得出兩種不同的人類優先論。
這兩種版本的人類優先論都采用了對兩個利益相關群體（人和非人）的辭典式排序以及對兩類需要（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之間的辭典式排序，卻得出了不同的排序結論。造成這種差別的根源在于，我們用排序法a對后兩種排序原則（即排序法b和排序法c）又進行了兩次不同的二階排序，對b和c賦予了高低不同的辭典式優先級。 優先論ⅰ那里，對不同群體的排序原則（排序法b）辭典式優先于對不同需要的排序原則（排序法c），即我們的道德排序法只有首先對人類和非人類加以排序之后，在不打破以上排序順序的前提下，方可考慮進一步對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排序。
在人類優先論ⅱ那里，對不同需要的排序原則（排序法c）辭典式優先于對不同群體的排序原則（排序法b），即我們的道德排序只有首先對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加以排序之后，在不打破基本需要優于非基本需要這個順序的前提下，方可繼續考慮進一步對人類和非人動物加以排序。
通過這種對辭典式人類優先論的排序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并不是所有版本的人類優先論都可以被用來為活熊取膽辯護。如果我們同意將免于劇痛和恐懼歸入基本需要，那么人類優先論ⅱ就可以被用來反對活熊取膽。
那么，人類優先論ⅰ是否支持活熊取膽？未必。因為要想用人類優先論ⅰ來為活熊取膽辯護，則仍需要其他前提：熊的基本需要與人的非基本需要是沖突的，且我們不可能在不損失人的非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化解這種沖突。禁止活熊取膽會給人帶來一些損失，例如用于尋找熊膽替代品的科研經費損失、經濟損失等，但是以上損失在長遠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何況在我們這個具有仁慈文化的社會中，活熊取膽始終是一件讓很多人揪心的事情，禁止活熊取膽可以讓很多性情仁慈的人如釋重負，這種心理舒適的收益有可能會壓倒上述科研經費損失和經濟損失。所以，由人類優先論ⅰ也未必可以推出“活熊取膽是正當的”這個結論。二、加權式人類優先論
加權式優先不同于辭典排序式優先，它不會對某個待排序項目賦予一種絕對的優先性。加權式人類優先論認為人類利益優先于非人動物的利益，但前者并不總是可以壓倒后者，當非人動物的利益損失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仍有可能在分量上超過人類利益。所謂加權式優先，就是對人的利益賦予一個更高的道德優先性權重，而對非人動物的利益賦予一個更低的權重。
加權式優先也可應用于對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排序。重視基本需要的加權優先論認為，基本需要優先于非基本需要。但是它不否認：當非基本需要的損失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其分量仍可能超過基本需要。
我們可以設想一種加權福利最大化函數來對加權式人類優先論加以精確表述，在這個函數中，不同種類的利益具有不同的價值加權，類似的利益若發生在不同物種的個體身上也會得到不同的價值加權。
假設人類利益的道德重要性2倍于非人動物的利益，則提高人類利益可以乘以一個權值2，提高非人動物的類似利益則需乘以一個權值1。再假設
人類的基本需要（2×3=6分）>動物的基本需要（1×3=3分）>人類的非基本需要（2×1=2分）>動物的非基本需要（1×1=1分）
可見，根據人類優先論ⅲ′，一只動物的基本需要（免于劇痛和恐懼）的道德重要性超過了一個人的非基本需要（愉悅和經濟便利）的道德重要性。但請注意，這個結論依賴于特定的權值預設。如果我們認為人類利益應得到更大的相對權重，同時又貶低基本需要的相對權重，那么我們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例如，我們可以設人類利益與非人動物的類似利益的權重比值為3∶ 1（之前是2∶ 1），再假設基本需要與非基本需要之間的權重比值2∶ 1（之前是3∶ 1），我們可以得到一種不同的優先性權值排序：
人類的基本需要（3×2=6分）>人類的非基本需要（3×1=3分）>動物的基本需要（1×2=2分）>動物的非基本需要（1×1=1分）
根據人類優先論ⅲ″，一只動物的基本需要（免于劇痛和恐懼）的道德重要性低于一個人的非基本需要（愉悅和經濟便利）的道德重要性。
看上去，人類優先論ⅲ′似乎反對活熊取膽，而人類優先論ⅲ″似乎可以為活熊取膽提供辯護。但答案沒這么簡單。我們不能拿人類優先論ⅲ′和人類優先論ⅲ″的權值排序來直接推導實踐結論。因為加權式人類優先論的福利函數預設了利益是可比較的、可累加的，所以，我們不僅要考慮對利益和利益相關者的排序，還要考慮到受影響的各方的數量對比。
如果通過犧牲一只熊的基本需要，可以讓多個人的非基本需要得到滿足，那么即使熊的基本需要的優先性權值高于人的非基本需要，人類優先論ⅲ′仍可能會得出支持活熊取膽的結論。因為人類的受益個體具有數量優勢，如果人的非基本需要累加起來壓倒了熊的基本需要，則允許活熊取膽是似乎有利于加權福利函數的最大化的；但是，和上一節的討論類似，如果我們把那些反對活熊取膽的仁慈者的感受也計入這個函數，則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性情仁慈者的數量大大超過了熊膽消費者的數量。按照這種推理，則人類優先論ⅲ′和人類優先論ⅲ″都不一定得出支持活熊取膽的結論。
另外，加權式人類優先論還有可能得出一些人類優先論者不想看到的結論。人類優先論ⅲ″認為人類非基本需要優先于動物的基本需要，但是要想讓一個人對肉食的需求得到滿足，必須犧牲大量的動物個體，要以它們的痛苦、恐懼和生命為代價，所以即使單個動物的利益不如單個人的利益那么重要，但是通過大量個體數目的累加，動物的需求仍有可能壓倒人類的食欲需求。而人類優先論ⅲ′認為動物的基本需要優先于人類非基本需要，所以它將比人類優先論ⅲ″更有可能得出素食主義的結論。
因為犧牲一只熊可以滿足多個熊膽消費者的需要，所以加權式人類優先論有可能為活熊取膽提供辯護；但同樣的理由卻有可能得出素食主義的結論，因為要想滿足一個肉類消費者的需要，需要犧牲多個動物。可見，這種累加式的計算方法一方面可以被用來為活熊取膽辯護，另一方面卻也可以被用來為素食主義辯護。我相信這是很多人類優先論者不希望看到的結論。所以，加權式人類優先論不是對人類優先論的最佳解讀。三、結語
通過本文的討論，我們看到人類優先論可以被解讀為多個版本，其中人類優先論ⅱ明確反對活熊取膽，而其他版本的人類優先論也很難為活熊取膽提供有力的、邏輯一致的辯護。
當然以上的理論分析并不一定能說服活熊取膽的支持者。因為在現實中，那些支持活熊取膽的“人類優先”論者的思維中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人類利益和其他動物的利益之間總是存在著尖銳的對立。
“人還管不過來呢，哪有工夫去管黑熊？”持這種論點的人似乎在暗示，只要他們不被拯救黑熊的事情煩擾，他們就會騰出更多精力去幫助那些弱勢人群。然而事實上，現實中很多高舉“人類優先”口號的人未必為人類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貢獻。相反，那些反對活熊取膽的人卻往往是與人為善的。
[2] 卡爾·波普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全二卷）[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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