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高速全球化過程中，到底什么因素在起支配有些曾繁盛一時的區域迅速衰落，而有些區域卻能始終保持繁榮呢? 本文通過關于制度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精髓進行總結，在此基礎上，結合特色小鎮培育中出現的共性問題，進一步探討了區域制度厚度與區域繁榮的根源。
關鍵詞：制度; 制度主義; 區域經濟; 關系
引言
在很多地方，特色小鎮被寄予厚望，譬如在浙江，就賦予了特色小鎮 “推動經濟升級轉型、擴大有效投資、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培育新產業、促進創新創業、展示和傳承獨特地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歷史使命[1]。 也因此，從各省市到區縣無不把特色小鎮培育視為重中之重，紛紛通過要素傾斜、政策激勵、體制機制創新、新模式試驗等等措施，不遺余力培育特色小鎮。
全國性特色小鎮建設熱潮的持續升溫與相對滯后的特色小鎮建設理論研究形成了突出的矛盾。 在眾多區域發展學科相繼發生制度轉向的背景下，吸收制度主義相關理論，修正和完善特色小鎮培育中跟不上時代需求的陳舊指導理論，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江蘇省關于特色小鎮的研究目前來說尚處于起步的階段，但江蘇省作為文化、經濟大省，小城鎮高度發達、地域特色鮮明，有關江蘇省小城鎮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領域的豐富研究成果都為特色小鎮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因此，本項研究希望為特色小鎮創建與培育工作將提供急需的理論指引。
一、制度轉向、制度主義和制度
1970年末以來，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以及經濟活動的全球化的加速展開，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決定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論，都難以對快速推進的經濟重構以及資本積累所呈現的新地理形態做出合理解釋，“制度”在區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被重新認識。 譬如，新制度經濟學派中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學者指出，真正能夠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資本、技術、資源勞動力素質等，而是來自于既定的、外在的制度，也就是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是起主要作用的。
二、制度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高速全球化過程中，有些區域長期發展遲緩，有些曾繁盛一時的區域迅速衰落，而有些區域卻能始終保持繁榮。 這些現象的背后，到底什么因素在起支配作用呢? 以波特和克魯格曼的內生增長理論給出的解釋曾流行一時。 他們認為，聚集造成的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帶來的優勢，是許多區域繁榮的根源。 然而，這個理論不能解釋的是，這些優勢產生的根源是什么? 制度主義理論為揭開這個謎底提供了更為人們接受的視角。 他們認為，區域的社會、文化和制度安排是這些優勢產生的根源。 其分析的邏輯源自：市場是社會各要素相互聯系交織建構的，人們的經濟行為往往根植于人際網絡當中，這些網絡的行為理性影響甚至決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因此，經濟并非原子狀態的企業與個人的集合，而是由塑造個人行為的眾多集體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塑造個人行為的集體力量便是構成一個區域制度的主體。
(一)區域經濟發展受制于內部社會網絡特性
制度主義認為，經濟行為根植于人際關系網絡中，經濟發展必然受到諸如依存性、信任度與合作程度等人際網絡特征的影響。 譬如，擁有“弱連接”的網絡比那些由“強連接”所主導的網絡更有活力，因為前者既為行為者提供了合作的機會，又讓其對新的學習機會擁有更多選擇，而后者卻容易造成“鎖定”和選擇機會的局限[4]。 又如，人們發現[5]，在全球化中保持繁榮區域的突出特征是其內部的“關系資產”和“非交易性相互依賴”的強度，包括仰仗面對面交流的隱性知識，根植性的慣例、習俗和規范，地方交流和互動的傳統，基于熟人關系的互惠與信任等等。 這些“資產”既不可交易，也不易取代，因為他們來自于經濟行為者編織而成的網絡的特性。
(二)區域行為者網絡理性特征的不同會帶來發展后果的巨大差異
制度主義認為，不同的行為者的網絡理性狀況往往會帶來不同的經濟行為、決策和策略[6]。 譬如，工具主義理性或價值理性者傾向于因循既定規則對問題被動反應，自然無法應對持續變化的環境; 程序理性會仰仗洞察力和更為復雜的認知能力來解決問題、適應環境; 而遞歸理性是主動尋求問題，相信環境變化可以被預測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諸如戰略監控、博弈實驗、群體學習等手段進行環境操控[7]。 這種遞歸理性會形成有創造力的行為者網絡，他們擁有進行戰略性和多維度思考與行為的能力，自然就有了影響環境的能力[8]。 因此，經濟行為者的創造力、學習力和適應力高度依賴他們所處的行為者網絡的理性特征。 那些經濟長期停滯區域中的經濟行為者，多數以一成不變的被動反應來應對全球化進程中高速變化的經濟環境; 而那些持久繁榮的區域，必然擁有遵循程序理性甚至遞歸理性的行為者網絡，能夠積極適應、預測甚至影響不斷變化的環境。 在我國浙江、廣東等地的眾多經濟高度活躍的特色小鎮中，往往擁有一批敢闖敢干、善于預見和把握機會的企業家群體，他們在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中能夠成長壯大，靠的必然是能夠識別、預測、適應乃至影響和改變環境的程序理性與遞歸理性。
(三)區域經濟發展優劣與區域內部的制度厚度密切關聯
制度主義者認為，經濟并非原子狀態的企業的集合，市場也并非理性偏好和標準化的規則所驅動的，經濟是由塑造個人行為的眾多集體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由地域中傳承的文化和社會制度所塑造的、具有多樣化和路徑依賴特征的系統，因此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而不是機械的系統或者說僅僅個人偏好的集合。 這些集體力量涵蓋了正式制度，例如法律、規則和機構，還包含非正式或說隱性制度，例如個體的習慣、群體的慣例、社會的規范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等等。 所有這些制度在被采用中往往通過縮小可能性范圍、促成共識和指引個人行為，為具有知識局限性、信息不對稱和市場的不確定等特征的現實經濟環境提供了穩定性。 同時，他們也提供了未來經濟發展的平臺抑或是限制。
為了描述這種社會與文化制度對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阿敏等提出了“制度厚度”這一全新概念[9]。 制度厚度描述就是一個區域在發展過程中通過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搭配所產生協同作用，從而激勵與傳播企業家精神、促進企業根植性進而使得該地區獲得經濟活力的過程，反映了一種將全球化過程嵌入地方的制度能力[10]。 通過對第三意大利、拜登-符騰堡州等地的深入考察，阿敏等發現[9]，擁有制度厚度是區域經濟保持長久繁榮的重要原因，“制度厚度”總體來說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要素：第一，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該區域內的企業、行業聯盟、金融機構、志愿組織、工會、創新與研究中心等; 第二，各種組織間通過促進其相互合作、交流以及反射網絡的形成，從而產生高度的相互作用，這種交流合作促使各機構間產生較強的信任感; 第三，在各機構間產生高度相互作用和信任感后，主體結構就會對其他機構形成系統的管轄結構。 通過集體存在和聯合建造，將制度和部門主義之間的沖突降到最低，由此也降低了社會成本; 第四，一個地區所具有的共同愿景，這其實是一種集體動員，讓各組織能夠形成相適應的行動步調，使各部分都能圍繞特定的項目、議程或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來達成共識。
三、結語
本項目突出強化理論研究，并順應相關學科制度轉向的大勢，嘗試應用制度主義最新理論更新和完善特色小鎮培育的支持理論，探討區域經濟發展優劣與區域內部的制度厚度密切關聯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一種很好的創新嘗試; 在全國多地不顧地域特征與發展階段特征，簡單套用浙江模式的背景下，本文高度強調地方特色在特色小鎮培育路徑中的約束性，亦屬于創新探索，希望為特色小鎮創建與培育工作將提供急需的理論指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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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min A., Thrift 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魏成,陳烈.制度厚度、制度空間與區域發展[J].人文地理,2009(2):67-72.
基金項目：本文受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制度主義的江蘇省特色小鎮培育路徑研究》(2017SJB1362)資助。
作者簡介：侯愛敏(1975—)，女，蘇州科技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區域規劃與城鎮化、城鄉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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