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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社會資本與農轉非中老年人自評健康關系探究-經濟職稱論文發表范文

來源:職稱論文咨詢網發布時間:2022-06-05 21:22:55
【摘要】目的探討微觀社會資本與自評健康之間的關系,為促進失地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供參考。采取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符合條件的居民共2669人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自評健康采用主觀評分的方式,微觀社會資本從家庭和個人兩個層面測量,通過單因素和Logistic二元回歸模型分析微觀社會資本對自評健康的影響。個人社交網絡(OR=1.011)、人際支持(OR=1.010)為農轉非中老年人自評健康的保護性因素。結論個人社交網絡和人際支持與健康自評具有相關性,應重視拓寬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個人社交網絡,幫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從而提高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關鍵詞】社會資本;中老年人;自評健康;農轉非   “農轉非居民”是指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土地,由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的一類居民[1]。生活環境及生產方式的變化,往往會對人體的健康產生顯著的影響[2]。在這類人群中,農轉非中老年人身體功能逐漸衰退、社會適應能力較差,他們的健康狀況更值得人們關注。微觀社會資本是指個體層面通過社會網絡調動資源的能力[3]。   近年來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受到了較多關注,微觀社會資本與健康的關系也是研究的焦點之一,但鮮有微觀社會資本相關研究關注到農轉非中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農轉非居民進入城市后,往往面臨著個人社會網絡重新構建的挑戰。這種社會環境的變化,是否會對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健康產生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故本研究從微觀層面研究社會資本對農轉非中老年人健康的影響,從日常人際網絡和家庭生活方面著手,以期改善農轉非中老年居民的健康狀況,從而促進健康老齡化發展。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本研究采用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選取調查對象,以國家城鄉統籌發展改革試驗區成都市作為研究地區,在中心城區和郊區各隨機抽取一個行政區作為樣本區,采用單純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每個樣本區抽取8個社區/居委會,然后對樓棟進行編碼,以家庭為單位,通過系統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門牌號為單數的家庭作為調查對象。入選標準:①45周歲及以上;②無聽力障礙,可進行自我表達;③在小區居住半年以上;④需自我回答,不可由他人代答。   1.2調查方法   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調查員經過統一培訓后,入戶進行面對面訪談。調查內容主要包括:①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是否農轉非、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就業狀況。②健康相關行為因素,包括吸煙、飲酒和是否主動獲取健康知識。③客觀健康狀況,包括兩周患病、慢病患病。④微觀社會資本測量,通過前期的文獻回顧法、專題小組討論法和德爾菲法,構建出了具有較高信效度的社會資本測量量表[4]。   該社會資本測量體系的微觀層面,由認知部分(價值、信念、態度)和結構部分(社會網絡、關系、參與)組成,并在專題小組討論后,將微觀社會資本分為個人和家庭兩個層面,從個人社交網絡、人際關系強度、人際信任、人際支持、家庭結構、家庭關系和家庭支持7個維度去測量。微觀社會資本測量共14個條目,每個條目按5級評分,總分為0~100分,分數越高,表示微觀社會資本越豐富。⑤健康自評,采用百分制評分法,并將得分情況分為兩個水平。通過中位數檢驗,自評結果為80分及以上認為健康,80分以下則認為不健康。   1.3計學方法   本調查資料采用Epidata3.1軟件進行數據錄入,運用SPSS2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首先采用χ2檢驗和t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運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探討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和微觀社會資本對農轉非中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檢驗水準α=0.05。   22.1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研究最終調查人數為2669人,其中農轉非居民1331人,城市居民1338人。農轉非居民和城市居民中女性占比都較大,兩類人群的婚姻狀況均以已婚為主。   與城市居民相比,農轉非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對偏低。農轉非居民的職業類型以無業為主,而城市居民則以離退休為主。兩類人群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就業狀況、飲酒、是否主動獲取健康知識等方面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吸煙、兩周患病、慢性病等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農轉非居民和城市居民微觀社會資本狀況   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個人社交網絡、人際信任、家庭關系和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城市中老年人(P<0.05),而人際關系強度、人際支持得分高于城市中老年人(P<0.01)。農轉非中老年人家庭結構得分與城市居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農轉非中老年人自評健康得分(77.10±14.04)分,城市中老年居民自評健康得分(78.21±12.54)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2.3農轉非中老年人微觀社會資本對自評健康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研究需要,以自評健康情況(自評不健康=1,自評健康=2)作為因變量,將微觀社會資本的各項指標(個人社交網絡、人際關系強度、人際信任、人際支持、家庭結構、家庭關系、家庭支持)作為自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即農轉非中老年人口學因素、健康相關行為因素和客觀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依次帶入回歸模型,進行二分類的Logistic回歸分析。   模型1是自變量的基準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人口學因素變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健康相關行為變量和客觀健康狀況變量。在模型1中,個人社交網絡、人際支持、人際關系強度和家庭結構對農轉非居民自評健康有影響(P<0.05),且均為正向影響(OR>1)。人際信任、家庭關系和家庭支持對自評健康的影響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從模型2可看出,文化程度和就業狀況對自評健康的結果存在影響(P<0.05)。在調整了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就業狀況的混雜作用后,有統計學意義的微觀社會資本指標與模型1一致,各項影響系數存在輕微的變化。   在模型3中顯示,慢性病和兩周內患病對健康自評產生負向影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無慢性病居民自評健康的可能性是有慢性病居民的1.822倍;無兩周內患病的居民自評健康的可能性是有兩周內患病居民的1.795倍。考慮了其他因素的混雜作用后,有統計學意義的微觀社會資本指標只有個人社交網絡和人際支持。這說明同時考慮人口因素、健康相關行為和客觀健康狀況后,人際關系強度和家庭結構對自評健康的影響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3與城市中老年人相比,農轉非中老年人自評健康得分更低,這可能與其喪偶率高、無業率高、文化程度低、主動獲取健康知識的居民占比更低有關。喪偶被認為是危害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例如誘發老年人的憂傷、抑郁和孤獨等不良情緒[5]。而無業會給農轉非中老年人的生活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有研究表明,下崗失業人員的健康狀況不及在崗人員[6]。   另外,農轉非中老年人與城市中老年人相比,文化程度更低,且主動獲取健康知識的人偏少,由于缺少健康知識,農轉非中老年人不知如何維護自己的健康,可能會影響其健康水平。在個人社會資本的4個維度里,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個人社交網絡維度和人際信任維度得分低于城市中老年人,這可能是由于在鄉村社會中,受地理環境的限制,鄉村居民的社交網絡小、分散程度低,社交網絡發展有限[7]。   另外,傳統的鄉村人際信任是以熟人社會為基礎,居住環境的變化,打破了農轉非中老年人原有的熟人社會結構[8],可能對其人際信任維度得分有影響。農轉非中老年人的人際關系強度和人際支持這兩個維度得分高于城市中老年人,這可能是由于農轉非中老年人受生命歷程早期階段的影響,其個人交往偏向于農村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傳統模式,在這種傳統模式下人與人之間更親密[7],進而使得其對人際支持的感知更加明顯。   在家庭社會資本的兩個維度中,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家庭關系得分和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城市中老年人。和諧的家庭關系往往離不開穩定的收入和完善的養老保障。在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面對外部危機時,家庭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合作性和策略性,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資源實現家庭目 標[9]。   本研究中的兩類居民家庭關系和家庭支持得分的差異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家庭結構相對完整,就業率和月收入高,子女與長輩間相互提供的經濟和情感支持更為充足,而農轉非中老年人缺少養老保障的人群比例更高,其子女更多地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他們更可能受到目前中國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的影響[10],導致其在此階段更多的是為家庭服務,付出往往會大于子輩。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兩周患病、慢性病、教育程度、個人社交網絡和人際支持與農轉非中老年人的自評健康相關。一方面農轉非中老年人的自評健康受到客觀健康的影響,這與李麗和張淑萍[11]的研究結果一致;另一方面,與該人群的教育程度以及微觀社會資本密切相關。   研究提示,個人社交網絡和人際支持與農轉非中老年人的自評健康呈正相關。這可能是由于人際支持需要良好的人際關系作為基礎,而成熟的社交網絡是培育人際關系的基石。農轉非中老年人個人社交網絡可能因居住環境的變化而發生割裂,接受新環境一般要經歷定居、適應和同化三個階段[12]。在新的社交網絡尚未成熟時,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個人社交網絡和人際支持勢必會受到影響。已有研究表明,人際支持網絡對個體減輕心理壓力效果顯著,能夠促進個體的心理健康發展[13]。也有研究認為,社交網絡豐富的老年人比生活在孤立社交網絡中的人更健康[14]。   因此,為了提高農轉非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應該幫助其建立多樣化的社交網絡,在鞏固原有的地緣社交和血緣社交的基礎上,拓展新的社交網絡。豐富農轉非中老年人的社交網絡,不僅在于要發揮農轉非中老年人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更需要社會各團體組織的共同努力。如工會組織、志愿者組織等可以利用其專業優勢為農轉非中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詢、健康培訓等服務;農轉非中老年人可以積極使用智能社交軟件,加強與親人的溝通;社區組織可以積極開展社區文化服務,幫助農轉非中老年人建立和鞏固地緣社交;當地企業在吸納農轉非居民就業的同時,可以豐富文化活動,培育農轉非中老年人的業緣社交網絡等[15]。   參考文獻   [1]方駿.社會融合視角下農轉非居民的媒介使用行為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15.   [2]孫成林,龐輝,秦天紅.生產方式和生活環境的改變對塔吉克族人健康的影響[J].體育學刊,2009,16(2):37-40.   [3]吳思漫.社會資本與創業行為[D].杭州:浙江大學,2020.   [4]陳饒,胡曉,高博.中國城市新移民健康相關社會資本評價指標體系構建[J].中國公共衛生,2020,36(7):1055-1057.   [5]趙曉航,李建新.喪偶對老年人孤獨感的影響:基于家庭支持的視角[J].人口學刊,2019,41(6):30-43.   [6]張靜靖,毛正中.成都市下崗失業人群與在崗人群健康狀況比較分析[J].預防醫學情報雜志,2004,20(6):628-632.   [7]金恒江,聶靜虹,張國良.鄉村居民社交網絡使用與人際交往:基于中國35個鄉鎮的實證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27(2):77-96;127-128.   [8]郭慶.農民工的社會信任與城市融合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9]何倩倩.城鎮化、家庭再生產壓力與代際關系重構:以北方農村“老人不老”現象為例[J].學習與實踐,2019(12):96-104.   [10]于仲秋.建筑農民工社會資本和個人資本求證[J].職業技術教育,2006,27(18):56-59.   [11]李麗,張淑萍.基于2018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65歲及以上居民自評健康狀況影響因素[J].社區醫學雜志,2021,1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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