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傳統旅游動機研究多著眼于群體的時間斷面，對個體旅游動機動態變化的揭示及其背后的理論建構關注較少。留學生在華旅游的空間、時間和文化特征均介于入境旅游和國內旅游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典型性。本研究以留學生身份的“我”為研究對象，從過程理論視角，通過自我民族志方法對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變化過程進行分析。基于完整的自我敘事以及對旅游動機的過程反思，從文化接觸期、初步適應期、深化適應期和生活倦怠期等幾個階段，分析在華留學生追求新奇、自我發展、建立聲望、逃離慣常、健康放松和社會交往等旅游動機的變化過程，并建立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變化模型。同時，也提出了留學生在華旅游所特有的距離錯位動機和文化適應動機。本研究試圖闡明留學生旅游動機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自我探尋與變化邏輯，結論對入境旅游、國內旅游的市場開發也有一定裨益。
關鍵詞：旅游動機;過程理論;自我民族志;留學生;旅居者;跨文化
引言
旅游動機研究以維度劃分、影響因素及分析方法為其知識體系的主體(張宏梅、陸林，2005)。然而，現有旅游動機理論是以群體游客的時間斷面為視角，忽視了旅游者身份的差異性和變動性，因此現有理論成果不能完整解釋旅游動機演變的復雜性和動態性。結構性的定量研究多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驗證，缺少關注意義層面的解釋性研究，不易發現特殊旅游動機。鑒于單純某一時間斷面的旅游動機量化研究限制了對其真實全面性的理解，因此對旅游動機的歷時性質性研究成為完善現有理論的必要補充。
在旅游地理學“過程轉向”興起后(李文靜、張朝枝，2019)，研究者關于時間、空間流動及其對個體或者社會產生意義的探討(孫九霞、周尚意、王寧等，2016)，為旅游動機研究提供了新視角。而旅居者的諸多特點契合了歷時性旅游動機研究的對象需求(Llewellyn-Smith&McCabe，2008;鄭鵬，2015a)。旅居是“人”在空間與時間上的流動，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變化是典型的歷時性過程。留學生的在華旅游行為，因在時間、空間和文化上均介于入境旅游和國內旅游之間，更具獨特性和典型性(文謹、白凱、孫星，2013)。
旅居者指離開自身居住地，到一個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環境中居住為期6個月到5年的人，并在居住期間以學習、工作等為主要目的，而不以旅游為主要目的(陳向明，2011)，包括留學生、企業外派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軍事人員、外交人員、傳教士等。其中，留學生占比最多，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在華留學生規模已達50萬，并在持續增長。留學期間，旅游作為一種重要的跨文化接觸形式，能夠提升留學生的生活滿意度，進而增強其文化認同，提高其文化適應水平，而隨著跨文化適應程度的增強，其旅游動機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鄭鵬，2015b)，這使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成為一種有趣的動態變化過程。
基于此，本文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通過留學生在華旅游的自我敘事，將其所有旅游經歷視為一個整體，以過程理論為切入點，重點闡釋留學生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在華旅游動機的歷時性變化機制，為深入理解旅游行為的決策依據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理論視角，研究結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國內外旅游動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一、研究基礎與理論方法
1.研究基礎
(1)跨文化適應留學生來到異國他鄉后，遇到的首要問題是文化沖擊(陳向明，2011)。這種因失去熟悉的人際關系和文化氛圍產生的焦慮(Oberg，1960)，需要隨著時間漸進、文化交流加深而慢慢緩解。留學生在兩個文化體之間不斷博弈互動，最終向平衡與共生之狀態發展的動態過程(RedfieldR，Linton&Herskovits，1936)，稱為“跨文化適應”。
它沿著“理解→尊重→接受”方向發展，且被不同研究者劃分為不同階段。U形曲線假說是較早期的跨文化適應理論(Lysgaand，1955)，W形曲線假說是在其基礎上的擴展(Gullahorn&Gullahorn，1963)。較具代表性的學者還有Oberg和Danckwortt，前者將跨文化適應過程分為蜜月期、危機期、恢復期和適應期(Oberg，1960)，后者將其劃分為觀光者階段、深入糾葛階段、穩定適應階段和歸國前階段(Danckwortt，1959)。
因Danckwortt是以德文發表的文章，雖在德語國家中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并不為國際主流學術界熟知。之后，Kim(1988)在前人基礎上，強調文化適應的動態本質，認為跨文化適應是逐步、反復、向前推進的過程。誠然，跨文化適應并非線性發展的過程，而是像一個螺旋式的彈簧般進兩步退一步的動態過程，但跨文化適應的階段劃分還是對相關理論建構起到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2)旅游動機旅游動機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張宏梅、陸林，2005)。對旅游動機維度的劃分，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旅游動機生涯模型是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游客動機從低到高分為5個維度，然而，因其未能深入揭示旅游動機在旅游特定情境中的特質與變化以及應用程度不高(Llewellyn-Smith&McCabe，2008)，有效性受到學者質疑。逃避追求模型主要依據社會心理學理論，將旅游動機分為“逃避”與“追求”兩個維度(Iso-Ahola，1982)，但有學者批評其內容劃分存在不平衡性，即“追求”包括了追求新奇、健康放松、自我發展等多個要素，而“逃避”僅包含一個要素(Özel&Kozak，2012)。
推拉理論模型將旅游動機劃分為以追求新奇、社會交往等為主的推力因素和以景點吸引等為主的拉力因素(Dann，1977)，因其便利的操作性和較強的概括性，受到多數研究者認可。然而，對模型的高度抽象不可避免會導致模型深層結構和動態變化的不清晰(Zhang&Lam，1999;Huang&Hsu，2005)。
盡管旅游動機的內涵與維度復雜難辨，但已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共有的旅游動機維度，如追求新奇、建立聲望、自我發展、逃離慣常、社會交往、健康放松等。這些都構成了對留學生旅游動機深入研究的前期基礎。總體上，現有研究將旅游動機視為某次旅游需要的固化結果，而缺乏關注旅游動機因旅游者處于不同情境而產生的動態變化性。即這種傳統的在某案例地或于某時間點的調查，缺乏動態時間軸上的持續跟蹤，無法獲取旅游動機的全貌。對于旅居者而言，其跨文化適應過程與旅游動機存在互動關系(鄭鵬，2015b)。
伴隨著二者的相互影響，在不同的適應情境下旅游動機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其歷時性變化對已有旅游動機理論提出哪些挑戰或擴展?目前的研究都尚未涉獵。另外，對旅游動機的研究多采用結構化的定量方法，這種調研方式限制了受訪者的思維，不利于研究者獲取深層次旅游動機的內涵與維度(鐘士恩、徐彩霞、顏丙金等，2020)。在社會科學領域，作為研究對象的“人”不是機械恒定的，而是有序與無序的能動統一體(苗學玲，2016)。因此，被廣泛接受和應用的理論模型同樣需要基于解釋主義，通過深層敘事與意義解讀，以典型的個案分析作為補充和修正(黃清燕、白凱，2017)，進而擴大推理、上升為理論(王寧，2002)。
2.理論方法
(1)過程理論
自20世紀70年代，過程研究逐漸在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中流行。它本質上是一種歷時性研究路徑，演化經濟地理學就是其中較早的一種特殊形式(斯科特·梅納德，2012)。近年來，受演化經濟地理學影響，“過程轉向”在旅游地理學中興起。
一些研究者開始從動態過程演化的系統視角來看待旅游地發展(Zhang&Xiao，2014)和旅游者行為(Baggio，2008;楊昀、保繼剛，2016)。過程理論強調從表層描述深入事件過程背后的邏輯機制(Pentland，1999)。基于這種“事件導向型”的認識論，研究者采用“描述理論”的研究視角，認為包含因果關系的過程描述和事件敘述即理論解釋，從而建構一個“過程—結構—機制”的理論解釋體系(李文靜、張朝枝，2019)。
與結構式的變量研究相比，過程研究更好地保留了問題發生的背景，并尋求問題背后的深層結構，即通過講述一個好的故事，建構一個好的理論(DiMaggio，1995)。過程理論并非通過傳統的簡單線性模型來實現(Baggio，2008)，而是經過收集文本、形成故事、組成模型和形成機制4個步驟，建立起深入探討過程背后邏輯機制的敘事性理論。就本文而言，筆者在應用自我敘事性方法解釋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發展變化后，通過分析過程背后的產生機制建立起了過程理論。
(2)自我民族志自我(自傳式)民族志是個人故事與民族志結合起來的質性研究方法(蔣逸民，2011)。該方法往往圍繞某一個研究主題，通過敘事、反思的方式審視個體經歷，采用第一人稱寫作，將自我的故事描述、情感表達與社會、文化、政治、歷史建立關聯，使作者能更深入地與讀者進行對話以保證研究的效度(Ellis，2000)，從而達到廣泛認同與意義解釋的效果(Ellis&Bochner，2000;Pak，Chang&Cho，2010)。
與定量研究不同，自我民族志研究的目的不是將復雜社會現象數量化、簡單化，也并非專注于傳統的社會科學所強調的普世性和代表性(艾利絲、博克鈉，2007)，而是一種基于解釋主義的補缺性方法論。這種方法不僅能夠規避結構式調查可能出現的深層信息遺漏問題，也能夠契合留學生在華不同階段的旅游動機變化過程。不同于單純講故事，自我民族志敘事背后，還蘊藏著一套后現代的學術理念，即過程理論視角下的旅游動機變化之理論思考。因此，在清晰目標的指導下，自我民族志的信度不會被損害(殷文、張杰，2017)。
本文以自我為研究對象，基于在中國留學期間的個體經歷闡釋旅游動機發展過程。文中的“我”系本文作者之一韓國留學生李儒珍。2015年8月起至2020年1月，該作者分別以交換生、預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身份在華留學，其間在中國旅游14次。本研究基于的文本是作者的自我回憶、自我反思和訪談資料。自我回憶資料是作者追憶在華留學期間的日記(包括跨文化適應和旅游兩個主題)，并按時間順序將不同階段的旅游事件組織成表或圖等資料(Chang，2016)。
自我反思資料是作者的文化適應、旅游動機在認知和情緒層面發生變化的記憶再現、思考過程(Pak，Chang&Cho，2010)。訪談資料是作者以在華留學期間認識的周邊人為訪談對象，收集的留學生群體在華旅游動機的文本。訪談別人有助于幫助作者喚起記憶、彌補不足，提高個人資料的合理性(Chang，2016)。同時，為避免自我民族志天然的研究缺陷(如個人經驗的不穩定性、過度聚焦自我而脫離與他者互動關系的詮釋等問題)，作者在完成初稿后，將研究文本與結果送遞給訪談對象再次審閱與檢驗(白凱，2012)。
二、自我敘事：留學期間的跨文化適應和旅游經歷
1.初來乍到的新鮮
2015年8月末，我懷著首次在國外學習生活的激動心情來到鄭州大學。初到中國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語言障礙。盡管我在讀高中、本科時學習過漢語，但是到中國后仍然不能與當地人順暢交流。尤其是在學生食堂點餐時，只能用簡單的“一個這個”來指代。因羞于表達和避免尷尬，我經常在同一個食堂窗口吃同樣的飯菜。在最初的一個月里，盡管一直生活在校園里，但我對周遭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仿佛留學生活本身就是一次中國之旅，這個階段的我更像一個“入境旅游者”。
初來乍到的不適并沒有阻止我對國慶旅游的期待。與韓國全年最長只有三天的公共假期相比，連續7天的中國節日對我來說是非常新奇的事情。雖然出游前充滿了對溝通、安全等問題的擔憂，但追求文化新奇體驗的迫切需求和受韓國綜藝《新西游記》的影響，著名古都西安成為我在華旅游的第一站。之后直至學期末，我不曾出游，外出旅游的緊迫感逐漸產生。
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深厚，初到中國的我充滿了新奇感，而此時我正身處中國腹地，能夠很容易到想去的城市旅游，如果等到以后再來中國旅游，我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對韓國人而言，上海和青島在文化上相異，在距離上相近，所以上海—青島之旅很快成行。盡管后來才知道上海—蘇杭才是更經典的旅游線路，但這不妨礙我此次旅游的滿足感。第二學期，我逐漸習慣了之前難以理解的一些文化差異(如小孩穿開襠褲、喝常溫啤酒等)，但當地人對外國人的好奇眼光與“高傲”距離感依然讓我無所適從。
有時，我甚至會非常生氣，尤其無法忍受對我發音的“善意嘲笑”或者“刻意耐心”，無法忍受那種氣氛。盡管這種描述或許會令中國人感到詫異：中國文化是鼓勵人們寬厚包容的，怎么會如此對待外國求學者呢?但在那段時期，敏感的我固執己見，堅定地認為他們表面上待我和藹平等，但內心一定是居高臨下的。因此，當我的留學生朋友推薦我參加學校社團組織的鳳凰古城旅游時，我猶豫不決。
由于抱有偏見，我對長時間與中國學生共乘之旅懷有顧慮。思來想去，我認為一定要努力適應環境，克服人際交往問題，才能感受旅游中的新奇與美好。畢竟，唯美食與美景不可辜負。最終，我踏上了行程，品嘗了香辣誘人的美食，也領略了鳳凰古城那娟秀文雅的古建筑、幽思千載的街巷所呈現的古典美，以及朦朧婆娑的煙雨、神秘古樸的民風所流露的靜謐美。鳳凰古城之行使我發現旅游是積累經驗、加快適應的有效手段，也更堅定了我在留學期間要多出去旅游的決心。這段時間，我產生了通過外出旅游來適應中國文化的念頭。之后的洛陽之行，進一步印證了我的這一想法。文化上的差異既是吸引我到該地旅游的拉力，也是促使我盡快適應不同文化的推力。
2.新奇之外的訴求
2016年5月，我的交換生生活即將結束。彼時，我還未決定重回中國攻讀碩士學位，所以認為今后再來旅游的機會肯定不多了。這次出游前，我努力尋找韓國人同行，甚至想為其支付一定的費用，但一次次的失望讓我處于彷徨中。
一方面，因為韓國媒體經常報道中國刑事案件新聞，如電信詐騙、搶劫老外等，這種負面印象阻礙了我跨文化適應的進程，削弱了我與中國人交往的主動性，也增加了我對旅游途中可能會出現風險的恐懼感。所以，我是斷然不會同中國人一起自由行的。另一方面，我希望檢驗自身的漢語溝通能力和獨自旅游能力。即使未能找到同行旅伴，我也依然期待回韓國前的最后一次出游。最終，出于對異國、女性、獨游等弱勢境況的考慮，我選擇了離鄭州較近的洛陽作為目的地。
獨自出游之后，我開始重新審視之前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偏見，發現中國并不像我在新聞中看到的那樣不安全，中國人也并不像我剛來時所感受到的那樣冷漠高傲。我感覺更加自信了，更加能夠適應在中國的生活了。離開中國半年之后，我作為語言預科生，于2017年2月再次來到鄭州大學。
因為之前有過交換生留學的經歷，我此次來華既有前期適應的熟悉感，又有對未來生活的陌生感。開學一段時間后，我發現之前積累的信心逐漸被高級漢語課上的懵懂消耗，感覺其他同學都比我進步快。我再次陷入悲觀情緒中，感覺自己的適應能力不如其他留學生，內心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漢語水平，更迫切地想要在同學面前證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因為其他留學生剛來中國，充滿了對外出旅游的好奇和未知，而我作為已經在中國生活一年的“老韓僑”(類比老華僑)，自然承擔起幫助、帶領他們的使命。我也想再次證明自己的出游能力和語言實力。這一時期，我帶領留學生同學分別前往了開封和西安，既收獲了友情，又提升了自己。對于我的留學生同學而言，文化差異是吸引他們前往開封和西安的主要原因，而此時我的旅游動機則與他們有所不同。
3.日常生活的逃離
從形式上看，預科生階段的學習生活與交換生時期非常相似，基本都是“上午去上課，下午窩宿舍”。但從本質上講，兩個階段的心理狀態差異很大。其一，在跨文化適應中，自我內心逐漸成長了。在交換生時期，我認識了我的輔導員，她同時也是在讀研究生。她經常幫助我，帶我去超市和醫院。這讓我很感激，我覺得她是我的朋友。
然而，我越發認可親近她，越感到無法融入她的圈子。尤其是在她與中國同學相互開玩笑時，我真的不知道為什么笑，會很尷尬、很落寞。到了預科生時期，她不再是我的輔導員，但我們還是朋友。不過此時，我意識到文化差異導致的交往尷尬是正常的。我也不應依靠或附和朋友來達到自我肯定，我需要自我成長，更加獨立，而不再把自己當成一個初來乍到的外來者。其二，對周邊的環境越來越熟悉了。
作為交換生首次來中國時，身處異國他鄉，對任何事情都好奇，充滿了新鮮感;而在預科生階段，我已經熟悉了校園的學習生活，日復一日相似的生活內容讓我感到在虛度時光，想離開鄭州去別的城市。正好此時，我的留學生同學向我推薦了南京。與西安、洛陽不同，我之前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南京這個城市。文化吸引并不是出游的主要原因，當時只是想離開熟悉的鄭州去外面看看，而且在經過多次出游后，我更加自信了。
即使是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我相信也能適應當地的語言、飲食，甚至能應對旅游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于是一周之后，我獨自乘坐前往南京的航班。這是開始研究生生活之前的最后一次出游，算是對之前來華學習生活的總結，也是對未來可能“壓力山大”的獎賞。南京之旅“溫潤”我的不是“夜泊秦淮近酒家”的文化風情，也不是“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歷史感懷，它帶給我的更像是平淡生活中的一種“小確幸”，讓我感念過往、繼續前行。這次旅游讓我感覺更像一個中國人，不再僅僅追求新奇，而開始有了擺脫日常的想法。
4.生活壓力的紓解
2017年9月，我的研究生生活開始了。繁重的學業壓力讓我感到疲憊，想要出游放松卻沒有時間。直到11月，我才擠出周末的時間，再次去開封游覽，使學習壓力得到些許緩解。回來后，我又投入每日繁忙的學習任務中。雖然有兩年的在華學習生活經驗，但研究生生活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再次的開封之行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內心的壓力，緊張的學習生活很快又讓我身心俱疲。出游計劃屢次推遲，讓我對旅游的渴望也越來越大。這段時間，我不斷在自我懷疑與自我鼓舞中徘徊。不同于交換生、預科生時期，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是同中國研究生一起上課的，老師對留學生的要求也與中國研究生一樣。
然而，我的漢語水平怎么能跟中國學生相比呢?有很多語言中微妙的區別，我并不能理解。一次專業課上，老師提到某種方法在一篇文章中的作用如同“雞肋”，我卻以為老師說的是“積累”。對于我而言，這太難了。我需要花費多少年的時間才能達到中國學生的水平，更不要說一些專業術語了。所以，我讓自己緊繃起來，完全沒有了休閑娛樂活動，每天都沉浸于中文書籍和專業論文的閱讀中。我常常需要熬夜才能完成作業，甚至會為了第二天的課堂匯報而整夜失眠。我迫切想要放松緊張的生活，想要逃離校園，外出旅游。
所以在第一學期大部分課程已經結束時，我終于與留學生朋友們一起去了北京，暫時擺脫了忙碌的校園生活。雄偉壯觀的故宮、氣勢磅礴的長城、如詩如畫的頤和園，讓我心情開闊、舒暢起來。研究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的課程少了一半，再加上我對專業課程適應能力的提高，課余時間稍微寬裕起來。但是，再次面對學習壓力時，我沒有像第一學期那樣渴望去旅游，反而像周圍的中國同學一樣，更愿意在宿舍休息來緩解疲憊。隨著日益適應在中國的生活，我對旅游的積極主動性漸漸消減。
不過，由于我的家人以及韓國朋友來中國游玩，我出于陪伴的責任感和分享的喜悅感，帶他們分別游覽了武漢、青島和煙臺。作為家中的幼女，多年來我一直備受父母的關心。當我知曉家人要來中國時，我內心澎湃，壓抑不住的喜悅油然而生，急切希望帶領他們游覽中國的名勝古跡，一方面是希望報答父母之恩，另一方面也想證明自己已然長大，能夠照顧好自己。
進入研究生第二學年后，我開始為畢業論文忙碌起來。盡管沒有像研究生第一學年那樣常常熬夜趕作業，但作為留學生，畢業論文帶來的學業壓力也常令我寢食難安。因為聽聞有中國研究生推遲畢業的先例，而老師們絕不會因為我是留學生就降低對我畢業論文的要求，我也很可能面臨延期畢業，這給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家人朋友的支持與鼓勵給了我很大動力。尤其是我的父母感受到了我的不安與焦慮，在我沒有課程的情況下再次來中國探望我。我分別帶他們去了我熟悉的北京與西安。這次旅游經歷讓我既陪伴了親人朋友，更紓解了學業壓力。
三、過程反思：跨文化適應各階段的旅游動機變化
1.整體審視
上述敘事為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變化模型提供了案例基礎。以過程理論視角來審視，留學生旅游動機變化受到文化適應過程中各種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作為與當地居民重要的跨文化接觸形式，旅游增強了留學生的適應能力，而隨著文化適應能力增強，旅游動機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在初期，留學生對一切都充滿了新奇，如同入境旅游者一般。隨著文化適應過程的漸進，留學生自身能力與外在生活均發生變化，旅游動機也相應變化。
基于Danckwortt(1959)和Oberg(1960)的跨文化適應理論，本文從文化接觸期、初步適應期、深化適應期和生活倦怠期等階段反思作者在華旅游動機變化過程。跨文化適應過程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狀態，而是以某些特殊事件為標志的階段性適應(Kang，Yossuck&Panyadee，etal.，2019)。由文化接觸期到初步適應期是以獨游為界限的，到深化適應期以逃離為象征，研究生生活的開始則代表了生活倦怠期的開端。
四、討論
通常情況下，在華留學生旅游的動機并非只有一個(Yoon&Uysal，2005)，而是常持有多個動機要素，它們綜合決定了旅游行為(王金偉、張賽茵，2016)。總的來看，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雜糅交錯、主次并存，既有一般意義的旅游動機，也有特殊層面的旅游動機(鄭鵬，2019)。依據自我敘述與過程反思，作者將對旅居者而言的特殊旅游動機分別命名為距離錯位動機和文化適應動機。作者以交換生身份來華留學期間，因為僅有一年在華時間，所以從時間成本、價格成本等方面考慮，迫切想要外出旅游。這是由于旅居者在空間、時間和文化距離方面的獨特性所導致的。
入境旅游者和國內旅游者長期在常住地生活，一般不會產生空間距離、時間距離、文化距離的錯位，也就是說三者存在正向關系，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越大，文化距離也越大(王麗、王誠慶、孫夢陽，2018)。然而，當以工作和學習為主要目的的旅居者來到異國他鄉時，尤其在跨文化適應初期階段，其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驟然縮短，但文化距離還沒有快速減少，這種錯位極大提高了旅游動機的張力，使距離“二律背反”失效(曹晶晶、章錦河、王昶，2020)，即時空距離的阻力變小，而文化距離的吸引力不減，甚至升高。
文化距離在給來華旅居者帶來旅游新奇的同時，也會沖擊他們已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模式。相較于入境旅游者，旅居者在華訪問時間要長得多，更容易受到文化沖擊的影響，并且更希望減弱甚至克服文化沖擊帶來的各種不適。而旅游恰恰是緩解文化沖擊的有效方式(鄭鵬，2015b)。持文化適應動機的旅游者追求的就是希望旅游幫助其克服文化沖擊帶來的焦慮與彷徨，重塑心理結構，從而更好地適應和重返現實世界。因此，文化適應動機是旅居者希望盡快適應在華生活的外在表現。
A表示入境旅游者處于的時間、空間和文化距離狀態;B表示旅居者到達旅居國后，時空距離歸零，但文化距離未變的狀態;C表示隨著對旅居國文化的適應，文化距離縮減到與國內旅游者類似的理想狀態。綜觀距離錯位動機和文化適應動機，二者的核心內涵都是文化距離，但前者是由于時空距離縮短而導致的文化相對吸引力增強，后者則是由于文化沖擊影響而導致的文化距離縮減。處于B點的旅居者也就擁有了不同于入境旅游者和國內旅游者的特殊旅游動機。
關于留學生旅游動機的研究內容極其繁雜，在包含共時維度構念的同時，也呈現歷時性變化過程。回顧研究者主要關注的入境旅游者和國內旅游者，他們在旅游行為方式上有很多差異，但研究的過度分化或集中，都無益于人們對現象的理解，甚至會干擾和歪曲事實本真。例如，一個外國人剛到中國時，表現出入境旅游者的諸多特征。隨著居住時間增加和文化適應能力增強，該外國人會成為一個“當地人”。
他在兩個身份狀態之間的各種社會行為不應是非此即彼的，而應是既有一定的區隔又互為過渡的“連續統”狀態(Ritzer，1981)。這契合了過程理論的特征，即它允許對變量的變化及變量變化的時間順序進行分析，并基于時間維度對變化的長時間演化過程進行探討。在這一跨文化適應過程中，他們通過“儀式”性的旅游活動實現心中訴求，獲得或多或少的滿足，最終旅居者通過旅游作出生活理念、精神狀態、文化適應等方面的改變。然而，每一次的旅游活動或許只能滿足這些需要的一部分，不能滿足全部旅游需要(Schmidhauser，1989)。
對于旅居者而言，距離錯位和文化適應不是每次出游的主要旅游動機，但會與追求新奇、自我發展等動機共同起到一定促進作用。旅游動機并非規律線性發展，也并非永恒不變，而會表現為反復或螺旋狀，會隨著旅居者生活的繼續而進一步生成、增長或縮減、消逝。但整體而言，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的變化表現為：由以追求新奇、自我發展為主，逐漸轉變為以逃離慣常、健康放松為主。值得注意的是，這與張宏梅、陸林(2009)的研究結論相吻合，即文化距離近的旅游者以健康放松為主要動機，文化距離遠的旅游者以追求新奇為主要動機。但張宏梅、陸林的研究屬于對不同群體的斷面研究，而本文屬于對某一群體的過程研究。
五、結論
旅游動機研究是旅游學科體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它可以探析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需求和條件，也能夠為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提供正確有效的市場營銷保障(鄭鵬、馬耀峰、王潔潔等，2014)。雖然國內外有關旅游動機的研究成果已有一定積累，但多是考察不同群體游客在某一時間斷面的動機組成，鮮有從歷時性角度探討旅游動機的演變過程。本研究關注時間、空間流動及其對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影響的探討，綜合了Danckwortt、Oberg的跨文化適應和Dann、Iso-Ahola等人的旅游動機研究成果，將研究視角放在旅居者歷時性旅游動機變化之上。
同時，本文嘗試使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以作者在華日記為資料來源，探討了“我”在華留學期間的旅游動機隨著跨文化適應的發展而變化的過程。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旅游者身份的差異性和變動性，從而更為準確地描述留學生旅游動機演變的完整過程及變化模式。主要研究貢獻梳理如下：
(1)本文通過自我敘事將作者留學期間的一系列文化適應和旅游事件進行組織，希冀使外群體能夠對內群體的經歷產生共情和理解，從而達到喚起讀者共鳴的旨趣。留學期間的故事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黏合劑，聯結了讀者與作者(殷文、張杰，2017)。當然，自我民族志研究雖然以講故事的形式呈現，但卻有著對敘事故事中的角色能動性以及對事件的因果關系進行解釋的必要(殷文、張杰，2017)。也就是說，敘事與反思含而不露地將理論自覺嵌入其中。
(2)根據整個過程的時間順序，本文將跨文化適應分為文化接觸期、初步適應期、深化適應期和生活倦怠期，并探討了各個階段旅游動機的變化過程。我們發現不同文化適應階段直接影響了旅游動機，從歷時性來看，隨著跨文化適應的深入，留學生旅游動機表現為“追求新奇→逃離慣常→健康放松”的發展傾向。這種時間維度的變化并非規律和絕對的，但反映了留學生文化適應過程中的旅游動機變化。
(3)由于留學生作為旅居者身份的特殊性，本文還提出了距離錯位動機和文化適應動機等特殊層面的旅游動機。本文以特殊群體的個案觀察，發現了不同于一般旅游者的旅游動機。正是由于留學生身份的特殊性激發了獨特的旅游動機，促進了旅游活動的開展。(4)本文建構了留學生在華旅游動機變化模型，并探討了其與入境旅游、國內旅游的關系。在留學期間，隨著跨文化適應過程的漸進，復雜多元的旅游動機呈現出由異文化向同文化轉變的傾向。
跨文化適應階段與旅游活動之間關系的梳理可以較為清晰地說明特定情境下的旅游動機變化。旅居者作為在時間、空間與文化方面都居于入境旅游者與國內旅游者之間的特殊狀態，其在華期間的旅游動機可歸納為共時性并存與歷時性遞進的集合。這既肯定了以往旅游動機的多樣性研究，又延伸出旅游動機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趨勢，深化了旅游動機的理論研究。
總體來看，本研究成果拓展了旅游動機研究范疇，提出了一種過程理論視角的分析思路和解釋路徑。研究結論對旅居者旅游市場具有一定實踐價值，也為入境旅游市場與國內旅游市場提供參照對比和佐證案例。盡管留學期間的旅游經歷很難有感動讀者的戲劇性沖突，但它確實是一名普通來華留學生的真實寫照。作者希望通過質樸的語言，敘述自己作為留學生心路歷程的真實變化，并進而提煉旅游動機過程理論。然而，本文的研究結論必然會受到作者自身經歷的影響，所得到的留學生旅游動機變化模型還需在更多留學生群體中加以印證，以及與入境旅游者、國內旅游者的旅游動機進行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1]BaggioR.Symptomsofcomplexityinatourismsystem[J].TourismAnalysis，2008，13(1)：1~20.
[2]CanagarajahAS.Teacherdevelopmentinaglobalprofession：Anautoethnography[J].TesolQuarterly，2012，46(2)：258~279.
[3]ChangH.AutoethnographyasMethod[M].WalnutCreek，CA：LeftCoastPress，2008.
[4]ChangH.AutoethnographyasMethod[M].London：Routledge，2016.
作者：鄭鵬1，2李儒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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