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省經濟的發展面臨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以及礦產等資源型產品價格大幅變動的情況，既充滿挑戰也存在一定的機遇。但是，因山西省金融行業的穩健運行使得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能力越發蓬勃。文章基于山西省1994—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相關金融指標數據，構建了向量自回歸模型，并進一步利用方差分解以及脈沖響應等方法，對山西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山西省金融相關比率和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兩者均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
[關鍵詞]金融相關比率;金融體系發展效率;經濟增長;VAR模型
1引言
隨著金融業的不斷發展以及其在經濟中占據的比例越來越大，更多的國內學者致力于金融發展對現代市場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但就其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來說是存在分歧的:在經濟學中有兩種觀點分別為金融結構論和金融壓抑論(張朝兵，2010)。
目前，相關的研究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張朝兵(2010)利用1978—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金融發展并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而這一結論的得出是因為對于山西省來說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還處在上升期;韓廷春(2010)利用傳統的計量分析方法得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極其微小的，甚至還產生了不利影響;談儒勇(1999)分析研究了金融中介體的發展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分析認為金融中介的發展會促成經濟的增長。
另一方面，周立和王子明(2002)運用有關數據實證分析了在中國各個地區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是有關聯的;金春雨、韓哲和張浩博(2013)基于Panel-VAR模型得出金融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并且正向的促進作用;馬軼群和史安娜(2012)通過建立VAR模型得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一般就短期而言是增強作用，而長期是弱化作用。
從以上的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在中國這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來說確實存在些許的影響。但是對于不同的地區，當地經濟發展的類型是不同的，受金融發展影響的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就像Greenwood等人的分析結論(闞景陽、張運鵬，2010):在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時存在“門檻效應”，即只有當一個地區的金融業發展到一定水平之時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
與當前的文獻相比，本文做出了一些新的分析研究:運用山西省1994—201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基于VAR模型來進行實證研究，較之于目前的研究，本文的數據包含了更全面的信息，并且是基于山西省數據的分析研究，縮小了研究范圍。本文第一部分對已有文獻材料進行了回顧;第二部分介紹了本文使用的數據并且對數據進行了簡要分析;第三部分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基于VAR模型采用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以及方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山西省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后是結論與相關政策。
2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本文依據數據的可獲性、代表性和一致性原則，決定選取山西省1994—2016年經過價格平減之后的人均地區實際生產總值(AGDP)作為衡量山西省經濟增長的指標;鑒于山西省金融統計數據的完整性以及金融發展的現實情況，選用了金融相關比率(FIR)以及金融體系發展效率(DR)(吳彩容、李靜，2015)作為相關指標。
并且為了在保留變量信息的基礎上降低異方差性，對三個變量AGDP、FIR、DR做取對數的處理，分別用LnAGDP、LnFIR以及LnDR來表示。本文選取山西省1994—2016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地區生產總值指數(上年=100)、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合計(萬元)和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款合計(萬元)。所有的數據均來源于《山西統計年鑒》。
3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
3.1單位根檢驗
就大多數的經濟數據而言，獲得的原始時間序列數據一般都缺乏穩定性，因此建立回歸方程時會出現虛假回歸的問題，因而實證分析之前要確定相關變量是否為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本文使用ADF檢驗法來確定時間序列是否為一階單整。本文對LnAGDP、LnFIR以及LnDR三個變量進行了ADF檢驗。可以得出在5%置信水平時LnAGDP、LnFIR和LnDR三個變量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接著對一階差分后的序列再一次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ΔLnAGDP、ΔLnFIR和ΔLnDR在5%的置信水平時都具有穩定性。
3.2建立VAR模型
經過一系列分析和研究，筆者得出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由此本文對LnAGDP、LnFIR以及LnDR這三個變量建立VAR模型。
3.2.1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和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
筆者利用AIC準則比較了當滯后階數為三階、四階時的結果，得出該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接著經過檢驗VAR模型F矩陣特征根的情況來判斷該模型是否平穩。由于特征根都在單位圓內，因此建立的模型具有穩定性。
3.2.2脈沖響應函數
由于VAR模型的參數不好直接解釋，因此本文利用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解釋變量間的作用。本文為了探索DLnFIR和DLnDR兩個變量分別對DLnAGDP的影響，構造了脈沖響應函數。DLnFIR對DLnAGDP的影響具有波動性。DLnFIR增加一個單位，在不同的時期內對DLnAGDP具有不同的影響:在短期內金融相關比率對山西省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正向大于負向;長期內，金融相關比率對經濟增長率來說負向影響與正向影響相互交織之后負向效應影響減小直至有正向影響，長期這種影響趨于0。
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是對于金融相關比率來說確實對山西省的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想要讓這種正向的作用不斷擴大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因此在計算的期限內是無法驗證金融相關比率對經濟增長有較大促進作用的。DLnDR對DLnAGDP的影響也具有波動性。山西省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增加后省內的經濟增長率也上升，但長期又不斷減小直到變為負值，往復波動。
這是因為山西省是個重工業城市，即使近幾年已經提出了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升級，但是對于金融機構來說，仍然無法凌駕于工業企業之上，這就導致金融機構的存款轉化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及有效投資能力(焦晉鵬、趙大偉、楊慧瀛，2018)還是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導致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對省內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影響甚微。綜上所述，從短期來說，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和金融相關比率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明顯的調節作用，并時而產生正向影響，時而產生負向影響。
3.2.3方差分解
為了對每一個外生沖擊造成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大小進行分析比較，筆者一般采用方差分解來評價不同外生結構沖擊的重要性。省內經濟增長的誤差大部分來自經濟本身增加的干擾:第一期經濟增長對它自身的干擾達到了100%，繼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減少，最后在第八期、第九期以及第十期收斂于75%左右。
山西省的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相關比率的確會對經濟的增長有些許程度的影響，但兩者造成的影響水平大小是存在差異的。金融相關比率變動的沖擊對經濟增長變動的影響在第五期以后占到20%左右，相比較來說，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對經濟的影響在第九期和第十期到達10%左右。綜上所述，經濟增長變動的預測誤差主要來自其自身變動的擾動和山西省金融相關比率變動的擾動，并且受金融體系發展效率的影響很小。
4結論與相關政策
本文基于山西省1996—201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構建了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而構建了脈沖響應函數，并且采用了方差分解分析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筆者得到以下結論:一方面，就山西省來說金融發展在很小的程度上對經濟有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相關率比金融體系發展效率的促進作用要大。
從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就山西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總的來說只占20%左右。絕大一部分是因為山西省的經濟增長還不夠穩健，金融業的發展仍然存在著欠缺之處，就如“門檻效應”所說。因此，一方面，山西省應該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經濟高質量發展，以達到省內的經濟轉型的目的;另一方面，要提高山西省金融機構資產的使用質量即金融體系發展效率，并且要秉承開放的思想，引入國外優秀的技術，從而為經濟的快速增長起到強有力的保障和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張朝兵.山西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1978—2007)[J].管理世界，2010(4):181-182.
[2]韓廷春.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經驗模型與政策分析[J].世界經濟，2001(6):3-9.
[3]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53-61.
[4]周立，王子明.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實證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1-13.
[5]金春雨，韓哲，張浩博.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國金融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性的計量檢驗[J].管理評論，2013，25(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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