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實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受到廣泛關注。從綠色發展的條件、政策與實踐著手，選取2000—2014年“一帶一路”沿線4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結合全局技術和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決策單元的效率值進行測度，構建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和綠色發展績效三個指標，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狀況進行量化分析。
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開始逐步實施綠色發展政策，進行綠色發展實踐，但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普遍存在，綠色發展績效總體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整體水平較低并且地區差距較大。“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亟須提高綠色發展意識，強調經濟發展的健康化、綠色化。
[關鍵詞]“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綠色發展績效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隨著全球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世界各國與一些國際組織已經深刻認識到綠色發展的重要性，2015年《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通過以及2016年《巴黎協定》的簽署，充分彰顯了世界各國共同面對和解決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決心。在此國際社會背景下，中國也將綠色發展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和行動中。
但是，現實的發展是不容樂觀的，耶魯大學等單位發布的《2018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EPI)報告》顯示，雖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于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但其能源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均遠遠超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占到全球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近乎1/2。①
不難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仍處于“高耗能、高污染、高增長”的發展模式中。從“一帶一路”整體出發，構筑沿線各國共同利益基礎，實現各國的全面協調發展，才能更好地實現“一帶一路”倡議。[1]因此，如何向低消耗、低排放與高效率的發展模式轉變，達成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共進的綠色發展目標，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型的重中之重。
這就需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的現狀，定量分析綠色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有的放矢地實施綠色發展戰略。當前學術界對于綠色發展和綠色發展效率探討的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一定程度。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國內外有關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方面展開:一是對綠色發展的界定、綠色發展理論和實現機制的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在其著作《綠色經濟藍圖》中就提出了綠色發展的概念[2]，并逐漸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同[3]。
劉珉和胡鞍鋼提出“綠色生態空間”這一名詞，從經濟學供給和需求的視角出發，將其劃分成生態空間國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三個方面，以全國各省份為研究對象，運用多種分析方法進行研究，為中國綠色發展提供了空間研究基礎。[4]盧風認為綠色發展即為可持續發展，真正行之有效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尊重生態規律前提下的發展，因此追求綠色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具有內在一致性，而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是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綠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構建。[5]
曾凡銀闡述了綠色發展制度的理論基礎及其從萌芽到逐步形成框架的國際演進過程，進一步說明在綠色發展制度框架指導下多元化的綠色發展路徑。[6]涂正革和王秋皓認為綠色發展的實質是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共贏的局面。[7]
因此，在評價綠色發展水平時應當將環境污染納入經濟發展的分析框架中。二是關于國家或地區綠色發展的進程和水平的定量分析。李曉西和潘建成立足于中國的實際國情，從政府、經濟、資源三個層面全面構建了衡量中國綠色發展的指標體系，使國內關于綠色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8]
國家統計局在2017年底發布了《2016年生態文明建設年度評價公報》，該公報采用綠色發展指數對我國各省區的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年度測算和評估。①馬勇和黃智洵均運用熵值法構建指標體系對中國省份/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評價。[9-11]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通過構建不同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來定量分析國家或者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三是關于國家或地區綠色發展效率的測算和評估。
王兵等引入環境RAM模型來計算中國環保重點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研究發現中國各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變動趨勢呈現倒U型和三次型的特點。[12]謝里和王瑾瑾將不同的DEA模型應用到Gini準則中，對中國農村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了測算和排序，研究發現總體績效呈上升趨勢，但地區發展不均衡，東北和西北地區處于較高水平，其他地區水平較低。[13]
王兵和侯冰清運用DEA-Global-Malmquist模型測算中國各地區的全要素綠色效率、全要素綠色生產率，使用Tobit模型對全要素綠色效率、全要素綠色生產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14]Lin&Benjamin使用全局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指定時間框架內的綠色發展增長指數(GDGI)，并將模型指數分為效率變化指數、最佳實踐差距變化指數和技術差距變化指數，用于測量中國30個省份的綠色發展表現。[15]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多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綠色發展績效。近年來，“一帶一路”作為中國經濟開放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倡議，關于它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多維化、多層次，涉及眾多領域。胡鞍鋼等、白永秀和王頌吉對“一帶一路”的宏觀發展戰略進行了全景論述和設計。[16-17]洪俊杰和劉輝、鄒嘉齡等、韓永輝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現狀進行了研究。[18-20]
貿易影響因素方面，孔慶峰和董虹蔚、張亞斌分析了貿易便利化對改善貿易潛力的作用。[21-22]其他有關“一帶一路”的研究領域中，李曉和李俊久從歷史的多重視角闡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演進過程，基于現實困境提議重新構建中國政治經濟戰略方向。[23]因此，促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將有利于營造更加良好的商業環境，進而加快各國的技術提升與經濟進步。[24]
上述相關研究，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績效評估雖有一定貢獻，但仍存在改進和拓展空間。本文力圖依托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條件、政策和實踐現狀的分析，結合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和全局技術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進行評估。這有助于進一步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情況，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實施夯實理論基礎并提供實證支持。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條件、政策與實踐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條件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作為保證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對于國家的綠色發展也至關重要。我們將“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按地理板塊劃分成東亞、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北非和中東歐6個地區。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國民總收入及總支出數額最高的均為西亞北非地區，分別是35234億美元和31875億美元，南亞地區次之，中亞地區最少，分別為807億美元和809億美元。①
“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貧富差距巨大，最富有的國家卡塔爾和最貧窮的國家阿富汗，人均GDP相差高達106倍。經濟穩定性也是反映國家經濟狀況的重要方面。通貨膨脹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計算，2015—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高于10%的有敘利亞、埃及、土耳其、白俄羅斯、烏克蘭、也門和烏茲別克斯坦。
能源資源比較豐富的東亞、中亞地區和政治經濟環境不穩定的西亞北非地區的通貨膨脹率要高于能源存量較少、經濟發展穩定的東南亞、南亞和中東歐地區。就業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中東歐和西亞北非地區的失業率普遍較高。
由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再工業化的步伐加快，全球工業4.0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這些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地區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從事傳統工業的工人因新技能的缺失而失業，導致工業化水平較高地區的失業率上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工業結構呈現倒梯形，大部分國家的工業化水平較高，屬于中后期階段，少數國家屬于初期階段。從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且呈現出粗放型發展的特征。
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生態環境狀況
生態環境保護不僅是一國實行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時不可忽視的內容。“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但也存在著分布不均的問題。在森林資源方面，俄羅斯的森林資源約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50%，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的人均森林面積卻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生態系統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效益指數，東南亞地區生態多樣性效益指數較高，西亞北非和中東歐地區生態多樣性效益指數較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水資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空氣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世界銀行有關統計顯示，中亞五國水資源消耗強度非常大且水資源利用效率極低，單位GDP的水資源消耗量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南亞地區雖然擁有僅次于亞馬遜河的河流系統，但是人口眾多，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很少，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均屬于嚴重缺水國家。蒙古、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水資源短缺、土地沙化等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總體的空氣污染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個別地區的大氣質量極差。
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地區PM2.5值未滿足世界衛生組織最低標準的有22個國家，其中西亞北非地區國家占到50%，南亞地區國家占到30%。究其原因，除了這兩個地區受限于地理位置空氣擴散性較差之外，還與其大力發展重工業有關。
從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生態環境較為脆弱，過低的生態環境承載力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更為嚴格。因此，區別于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邊保護、邊發展”的道路更加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際。
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利用狀況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作為世界化石能源生產中心，能源儲量異常豐富。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三國的天然氣勘明儲量達到20.8萬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氣勘明儲量的11.3%，石油勘明儲量達到41億噸，占全球石油勘明儲量的1.8%。①
西亞北非地區擁有儲量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全球石油凈輸出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大約有50%是西亞北非國家。俄羅斯的煤炭儲量巨大，約占全球總量的19%，居世界第二位。此外，非洲和亞洲地區的風能、水能和太陽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十分豐富，正在逐步得到有效利用。
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7年，世界一次能源總消費量為13511.2百萬噸油當量，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消耗量約占1/2，消耗了72%的煤炭、46%的天然氣和40%的石油，而且能源主要消費國家集中在亞洲地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單位GDP一次能源的消費量、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水資源、水泥、有色金屬、臭氧層的消耗量更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綜上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儲備量巨大，卻存在能源使用效率不高、消費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達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無疑需要關注并解決這些關鍵問題。
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不僅與經濟增長和發展息息相關，還涉及居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就業水平、社會福利水平等多方面的內容。我們從健康、教育和就業三個方面2016年的數據分析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社會發展水平。健康方面，高收入國家數量較多的中東歐地區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最低，預期壽命最高;而南亞地區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平均水平的1.7倍，預期壽命也低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平均水平。
教育方面，高等院校入學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水平，東亞和中東歐地區的高等院校入學率遠高于其他地區，平均達到60%以上;中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高等院校入學率普遍較低，甚至存在著大量文盲，其中高等院校入學率最低的是南亞地區，僅為16.93%。就業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平均失業率為6.43%，比自然失業率高出2.43%。女性勞動力占比地區差異明顯，東亞和中東歐地區女性勞動力占比較高，西亞北非地區女性勞動力占比較低。
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社會發展方面差異較大，健康方面仍受到傳染病的困擾和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的限制;居民受教育水平較低導致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進一步影響一國的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培養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動力，同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政策與實踐
1.綠色金融政策與實踐
在全球提倡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綠色金融成為各國著力發展的重點領域之一。綠色信貸方面，2016年，新開發銀行實施規模為8.11億美元的貸款項目，旨在提高各成員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其中，印度國有銀行卡納拉銀行獲得2.5億美元項目資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項目的順利實施。①
2017年，新開發銀行和印度拉賈斯坦邦政府共同資助該邦的水部門重組項目，其中新開發銀行提供所需資金的75%，該項目的實施預計在2025年將拉賈斯坦邦的水資源利用效率提高10%;除此之外，還為當地居民提供優化灌溉操作的技術支持，改善灌溉管理和實踐。②綠色債券方面，2016年，新開發銀行成功發行30億人民幣的五年期綠色金融債券，該債券所得資金將用于支持發展中國家和金磚國家的綠色產業項目。③
綠色基金方面，2014年，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旨在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項目的落地提供資金支持，其投資重點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領域，目的是推動沿線各國在綠色能源領域的合作。④2018年10月，綠色氣候基金同意資助哈薩克斯坦實施可再生能源項目，總金額為1.1億美元，旨在推動哈薩克斯坦向綠色經濟轉型，開發太陽能、小型水電和生物質能等;同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將協助實施該項目。⑤
2.綠色能源政策與實踐
由于發展節能環保產業能夠有效地降低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負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此做出了相應努力。2002年，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簽訂規模為24億美元的能源合作協議，以緩解能源問題，改善能源結構。[25]89近年來，印度尼西亞政府為緩解環境壓力，不斷改革環境管理體系并完善環境立法體系，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馬來西亞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環境問題也隨之出現。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很多積極有效的措施，例如開展綠色演講、成立綠色技術公司等。
第11個馬來西亞計劃(2016—2020年)中確定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計劃為2080兆瓦，為2014年的8倍，其重點目標是提高生物質、小水電、生物氣和生活垃圾發電占比，發揮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優勢。[25]泰國相繼出臺了若干政策和替代能源開發計劃，包括2008年頒布的《國家能源政策》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REDP2008—2022)，2011年出臺的替代能源和發展計劃(AEDP2012—2021)，2015年制定的綜合能源藍圖(TIEB2015—2036)等。
2011年，西亞北非地區的土耳其通過引進中國的環保技術來開展余熱發電項目，充分利用廢氣余熱進行發電，每年可減少6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⑥中亞地區以哈薩克斯坦為例，早在2009年7月就頒布了《國家鼓勵可再生能源利用法》和《關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若干修改和補充》的法律文件。①據哈薩克斯坦能源部網站報道，2018年6月，國際綠色技術中心與克孜勒奧爾達州簽訂合作備忘錄，將共同制定地方綠色項目實施圖，加強在綠色發展、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②
3.綠色產業發展政策與實踐
為了加快綠色產業的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府積極采取傾斜的產業政策，對行業內企業進行補貼或經濟激勵等;同時，國家對綠色產業行業標準的制定成為推動其發展的重要保障。近些年，“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都積極制定和實行與綠色產業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財政稅收政策，以達到改善外部環境和促進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2012年，哈薩克斯坦發起關于“綠色橋梁伙伴”的倡議，又于2013—2014年間，相繼頒布向綠色經濟過渡的行動綱要(2013—2020)、管理和治理水資源、改造生活垃圾和回收系統的國家綱要。③烏茲別克斯坦頒布的《關于2015—2019年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降低能耗、應用節能技術的行動綱領》指出，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引進并應用先進的環保清潔技術，保護生態系統的多樣性。[26]
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相繼制定了水資源管理、發展清潔技術及綠色經濟的國家政策，其中吉爾吉斯斯坦已成為“綠色橋梁伙伴”成員之一。柬埔寨1996年出臺了《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法》，2008年通過了《保護區法》，制定了《柬埔寨王國政府環境保護立體戰略(2008—2013)》，這些政策法規為綠色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27]16除政策措施之外，柬埔寨政府還將公共投資向綠色環保產業傾斜。
在“2010—2012年短期公共投資計劃”中，直接與環保產業相關的投資方向包括“清潔水供應”和“環保”兩項，“清潔水供應”方向涉及金額1.25億美元，“環保”方向涉及金額0.9億美元，二者在總投資計劃中所占百分比達到8%。④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績效測度
通過上述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條件、政策和實踐的梳理可知，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等方面差異很大;“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整體經濟環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各國為實現綠色發展，在綠色金融、綠色能源和綠色產業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情況，本文基于數據包絡法，以“一帶一路”沿線45個國家為決策單元，對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評估。
(一)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
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將同時產生合意產出和不合意產出。在給定輸入和技術時，生產過程將在盡力增加合意產出的同時降低不合意產出，因而評估綠色發展時需要將環境污染這類不合意產出或者說非期望產出整合到投入產出評價模型之中。為此，評估了考慮到產出的弱可處置性和零結合性時的環境技術，此評估框架適于評估環境績效。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的評估結果
根據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和全局技術測度法，基于2000—2014年“一帶一路”沿線45個國家的投入產出數據，我們得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下面從整體層面、國家層面和區域層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的結果加以分析。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整體層面
由于我們在上文中引入全局DEA，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年份的綠色發展績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具有可比性。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投入效率(EEI)、碳排放效率(CEI)和綠色發展績效(GDPI)的演變過程。總體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GDPI、EEI、CEI偏低，效率值均在0.5以下。
這一方面說明各國的綠色發展程度不高，需要對節能減排加以重視;另一方面，由于全局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是基于效率衡量基準地區(效率為1的決策單元)和低效率地區(效率小于1的決策單元)的差距，因此整體的低效率就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并不平衡，文章后續部分將會對其進行具體分析。此外，從GDPI、EEI、CEI的整體發展態勢來看，2001—2007年呈平緩增長趨勢，2008—2009年出現大幅下降繼而又回復平緩增長，這說明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很有可能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沖擊。
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國家層面
“一帶一路”沿線45個樣本國家中綠色發展績效平均值高于0.7的有新加坡、土耳其、以色列和柬埔寨4個國家，其中新加坡和以色列屬于發達國家，柬埔寨則屬于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為何會出現柬埔寨綠色發展績效水平很高的情況?這一方面與其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工業基礎薄弱有很大關聯;另一方面本文中為了突出能源投入效率，減弱了勞動和資本投入的作用，而柬埔寨的勞動力投入比重較高。
綜合這兩點原因，導致柬埔寨出現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情況。在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4個國家中，只有新加坡和以色列的綠色發展績效的年均增長率為正值，表明其綠色發展水平是持續進步的，并且其能源投入效率值均達到0.9以上，接近共同前沿面，遠高于其他低效率國家。綠色發展績效水平低于0.2的國家有印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越南、伊朗、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8個國家。
這些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水平普遍偏低，其中，印度、越南和伊朗的GDPI正在走下坡路。以印度為例，2000—2014年間，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87.06%，與此同時能源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增長165%和117%，這說明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顯著增加。印度的能源投入效率的年平均增長率不高，二氧化碳減排效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負值，能源使用效率并沒有太大改善，污染物減排效率不減反增。因此，印度經濟仍然過度依賴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幾乎脫離了綠色發展的軌道。
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績效:區域層面
東亞和中亞地區綠色發展績效低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平均水平，2000—2014年GDPI的平均值分別為0.2288和0.196，遠低于南亞和東南亞地區，這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并且產業結構單一密切相關。雖然東亞和中亞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都很低，但是不同于東亞持續下降的綠色發展水平，中亞地區的發展水平是穩步上升的，這說明中亞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促進綠色發展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亞北非地區的平均GDPI雖然比較高，但是其下降速度十分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再試圖通過資源來驅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難以維系。2000—2014年間，東亞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水平波動較大，西亞北非地區則呈持續走低趨勢，中亞、南亞、東南亞和中東歐地區綠色發展績效水平起伏不大。這些都說明樣本期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并沒有顯著提升。
“一帶一路”沿線整體和各地區綠色發展績效的變異系數呈現不斷擴散的趨勢，意味著國家和地區間的差異逐步擴大，除了中亞地區的變異系數逐年下降之外，其余各地區均呈上升態勢，進一步說明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綠色發展的不均衡性。總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實現綠色發展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分析了20世紀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表現，從綠色發展的條件、政策和實踐出發，總結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現狀，進一步采用全局非徑向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測度，得出的主要結論和建議如下:近年來，雖然“一帶一路”沿線的中東歐、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已經取得一定的綠色發展成績，二氧化碳減排效率有所提高，環境污染問題有所放緩，但是綠色發展績效值超過0.5的國家仍然寥寥無幾。
東亞、中亞、西亞和南亞地區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資源短缺、土地沙漠化問題;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空氣污染較為嚴重，PM2.5值遠超世界衛生組織的最低標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能源利用率低，生態形勢仍舊十分嚴峻，各國乃至整個區域內并未形成生態環境的硬性約束，“先粗放后集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亟須轉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績效、能源投入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普遍偏低并呈曲折發展，2000—2007年有所增加，2008—2009年下降，2010年以后又開始平緩增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西亞北非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雖然屬于較高水平，但是與基準地區(效率值為1的DMU)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并且21世紀以來一直呈遞減趨勢，發展狀況不容樂觀;在“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地區中，中亞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值盡管很低，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逐年提升，綠色發展績效整體呈現增長態勢。
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應當正確認識本國的綠色發展現狀，從“高碳發展”到“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轉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應在借鑒先進國家綠色發展經驗的同時，探尋適合本國的綠色發展道路。
第一，建立符合本國實際的綠色發展制度框架。
在法律法規方面，應該將環境保護納入到國家的重大決策和規劃中，將綠色發展制度化、法制化;在政策體系方面，制定綠色金融、綠色財政、綠色產業、綠色稅收、綠色價格等相關政策，完善綠色發展政策體系，引導資金流向綠色領域;在監督體系方面，應當建立起深入到綠色發展各個方面的科學的評價監督體系，以便對本國的綠色發展進行有效的評估，保證政策的順利實施。
第二，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產業綠色化。
各國應該根據本國實際，進行產業布局的優化升級，對于高耗能低效益產業，在對其發展加以限制的同時，運用清潔技術進行改造;對于高耗能高效益產業，應該著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突出其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對于低耗能低效益產業，需重點提升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此外，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環保產業為切入點，通過發展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來推進技術的更新和產業結構調整。
第三，優化能源結構，推進利用資源的高效化。
各國需重視提高各類資源的利用率，合理利用水資源，可以通過建立水資源承載能力評價機制來降低水資源使用強度;通過提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利用率，減少采用化石能源，引進和研發環保技術、清潔技術，推動能源消費結構由化石燃料為主導的傳統模式向風能、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為主導的新型模式轉換。
第四，培育公眾的生態環保理念，推進生活低碳化、綠色化。
各國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報紙等各種媒介，通過輿論宣傳、教育科普等方式向公眾普及生態環保知識，大力倡導綠色的生活方式，使得綠色生活這一理念成為公眾的普遍意識。從“一帶一路”倡議的視角出發，各國應緊抓由此帶來的機遇，讓“一帶一路”不僅是貿易互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之路，也是可持續的綠色發展之路。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各國學習和探索成功的智慧來源，借鑒成功的經驗。不僅中國還有一些沿線國家都提倡發展綠色經濟，積極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并取得了一些成績，這些成功經驗可供其他沿線國家參考和借鑒。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開展生態環保合作，加快區域經濟綠色轉型。沿線國家可通過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臺開展生態環保合作，加強沿線國家政策對話與科學技術交流，促進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建設，推動沿線國家突破傳統發展瓶頸。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推動沿線國家和地區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由于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金額巨大、公益性極強，再加上技術限制，很多沿線國家的政府不能獨立完成。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各沿線國家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得到了越來越多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持，極大地保證了其順利實施，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沿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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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經濟方向論文投稿刊物：《中國人口科學》雜志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專業性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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