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伊始暴發一直延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正在重構經濟政治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現代社會的新變化。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隨著加速時代以及后真相時代的來臨，社會風險的常態化推動了城市社會的再陌生化過程，而其核心就在于制度信任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應圍繞重建制度信任與社會信任推動社會治理創新，著力加強社會治理各主體間的協同，堅持法治原則提升制度剛性和有效性，以及動員社會力量以形成社會治理網絡等方面，唯有如此，才能為我國制度優勢持續轉化為治理效能提供有效路徑。
關鍵詞：社會再陌生化; 社會風險常態化; 社會治理創新
當今，全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公共安全、公共衛生以及公共環境等方面的現代性風險迭發并日漸常態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如何行穩致遠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優化及其治理效能的提升。 當今，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社會，在全球在地化的實踐中已然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并呈現出新的特征，如人口、資本、信息等要素流動加速，社會關系重塑并進而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動，由此，社會治理有必要依勢而變，在持續創新中不斷優化體制并提升效能。 2020年伊始全球暴發并延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在重構既有經濟政治格局的同時，也對社會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由此，本文將聚焦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社會的再陌生化及其內在邏輯，以求為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提供現實基礎與依據。
一、風險常態化與城市社會的再陌生化
進入到晚近時代以來，在全球化、市場化以及信息化的推動下，社會轉型的速度、廣度以及深度不斷增強，這些不同推動力量的交互作用，正在使人類社會轉型日趨復雜化。 一方面，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社會生產方式、組織結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都正發生巨變。 個人日益從各種各樣的傳統共同體中“脫嵌”出來，從而越來越面臨著孤獨地面對整個抽象的現代世界的生存處境，孤獨和競爭性焦慮變成了中國人普遍的生存狀態。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熟人社會”正在逐步轉向“陌生人社會”，并在常態化的社會風險下走向再陌生化。
從理論上看，早期的城市性理論認為，人口增長帶來個體的差異范圍擴大，血緣關系淡化，鄰里關系消失，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距離，加深獨立個體間的相互排斥，人際關系淡漠冷漠。 [1]這種人情淡漠、世故、以金錢和地位來衡量人際關系等現象，正是城市社會特質，也就是所謂的“陌生人社會”。 如前所述，隨著四十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社會正經歷一場“陌生化”的蛻變：人口大規模流動、家庭結構日益簡化、人際交往范圍廣程度淺且聯系松散、匿名化程度不斷提升，社會約束力也就隨之減弱。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從“人情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快速轉變過程中，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的龍頭城市——上海則更快進入這個過程。
這種社會的陌生化首先體現在外部人口進入以及內部的人戶分離。 從上海的現實情況來看，截至2019年底，外來常住人口為977.7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40.3%; 同時，戶籍人口人戶分離也處于較高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上海人戶分離人口增至384.14萬人，較2000年增長了70.8%; 到2013年已達515.87萬人，占戶籍人口總數比例近四成。 這種大規模人口跨地域流動促成了上海“流動社會”的格局，而這些具有多樣化的文化背景、職業層次等人群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使得原有基層社會較為單一的人口構成變得更有異質性，變動性也更強：當新成員進入老街坊，原住民與外來人口之間難免會因為日常生活方式與習慣、文化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等產生碰撞乃至于矛盾和沖突，從而為社會的陌生化提供了社會基礎。
與此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線上網絡社會日益成為與線下現實社會相對應的社會形態，并呈現出與陌生人一樣的匿名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 有學者指出，真實的線下社會在場互動中，個體之間是全方位接觸，而虛擬的線上不在場社會互動中，個體接觸到的是被刪減之后留下的好的部分，這種互動關系是不穩定的不全面的; 社交網絡的復雜性會帶來狹隘和孤獨。 [2]其中，社交媒體的“二次脫域”即主體交往活動突破地域、突破交往空間以及身份突破現實社會限制等塑造了“新陌生人社會”。 [3]可以說，網絡社會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陌生化。
正是在這種虛擬與現實社會的雙重作用下，社會風險的頻發正在促使社會再陌生化。 肇始于2020年初并延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國各地乃至于全球都進入了一個阻擊疫情的緊急狀態之中，更是凸顯了在千禧年以來高風險社會和不確定社會的顯著特質，從疫情的暴發到政府緊急響應以及經濟社會情勢的變動，反映在社會關系層面，那就是我們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再陌生化的過程：即由于未知風險的存在，原有陌生化的社會關系進一步疏離，本體性安全的要求又引發了社會成員的過度反應，從而進一步消解了既有的社會關系紐帶。
從現實來看，由于政府防控舉措及各種媒介對防護疫情的大力宣傳，使得人們對于自身的安全產生了極大關注，這種關注反映在實踐中就是減少人際直接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正如有人將“別來無恙”解釋為“你別來，我無恙”，使得社會關系的密度極大下降; 同時，也由于病毒傳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15秒感染”“50秒感染”等案例的出現)以及目前對其認知尚有局限，無形之中就增加了人們視陌生人為潛在傳播者的可能性，由此“敬而遠之”使得關系疏遠。 這一現象或過程，或者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再陌生化”過程。
從某種程度上看，社會的再陌生化反映的是在常態化社會風險的背景下，進一步放大了原有現實社會流變與虛擬社會的匿名化和不確定性，也是當今人類社會進入“不確定時代”的日常呈現：系統性的不確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說不確定性的顯現系統化正在重塑社會轉型的關系與過程，[4]并由此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與社會世界，并由此對轉型中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社會再陌生化的內在邏輯及其挑戰
可以說，社會的再陌生化是現代性的后果。 伴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業、工業乃至于后工業階段的發展，與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社會秩序的建構與重組相同步，人們逐步從傳統共同體的共同生活轉向現代社會的個體化生活，而整個社會中用以為個體生活提供參照的基礎性參照框架，是以陌生人為典型形象而構造出來的。 [5]這種陌生人社會的存續與發展，為社會加速所擴展、為后真相時代所擴散并由此形成制度性的信任危機。
從宏觀來看，21世紀以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重塑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關系結構的同時，也使人類社會進入一個加速時代(Acceleration)，表現為科技加速改變了時空關系，社會變遷的加速增強了未來的不確定性，生活步調的加速增大了人們的壓力，更為忙碌的生存狀態成為我們的生活常態。
加速的社會帶來了空間異化，人們越來越感到身處在一個非常陌生或是越來越陌生的空間當中; 物界異化，面對加速更新的產品而不斷適應新的陌生事物，對象的使用越來越不確定; 時間異化，由于社會生活加速得太快，人們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疏離，并最終造成自我異化。 人們因為稀缺的時間而無法追上這個世界的變動速度，以至于仿佛被世界甩開、拋棄。 莫名的孤寂無力感，最終會因為速度而侵吞生活。 [6]可見，社會的加速變動帶來的不僅僅是外在環境的變遷，也帶來了現代人越來越陌生和疏離，社會加速由此成為社會再陌生化的重要邏輯。
與此同時，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加速發展，人類社會越來越進入所謂“后真相時代”(Post-Truth)，也就是在大數據彌散、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各種信息紛繁復雜讓人目不暇接，人們的注意力早已成為媒體爭奪的稀缺資源。 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媒體信息訴諸情感和觀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真相的重要性。 [7]這就導致了在主流權威媒體缺席的情況下，社交媒體、自媒體等為了吸引眼球而頻頻發布迎合受眾的各種虛假新聞、反轉新聞，刻意扭曲事實、主觀夸大甚至煽動各種不良情緒和非理性行為。 如在疫情暴發初期，“初一搶口罩，初二搶米，初三搶酒精，初四搶護目鏡，初五搶體溫計，初六搶手套，初七搶雙黃連口服液……”這種群體性恐慌的產生一方面來自對不確定威脅而產生的焦慮，同時也受到從眾心理的催化，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如火如荼，且深關個體健康而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的同時，電視、網絡及各種自媒體持續更新疫情信息，在虛假消息傳播的同時，個體也可能因為接受信息過多而發生信息過載，進而呈現出某種恐慌或者焦慮。
由此，基于社會加速與“后真相時代”的整體氛圍，“社會再陌生化”狀態及其疫情(加重)所產生的群體性恐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我國快速轉型的加速效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乃至于對制度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如在新冠疫情防控過程中，由于病毒傳播的渠道仍不能被大眾明確知悉，陌生人由此被認為可能是危險的潛在來源，由此產生了許多污名化的實踐表現，體現為對來自武漢等重點地區人員的恐懼和排斥，由此擴展到所有的外來人口; 從政府的角度看，也在加強防控舉措的同時采用阻遏人員流動的必要措施來加以應對，但在群體性恐慌的背景下，外來人員的危險性容易被放大，加之相當多的外來人員刻意隱瞞相關信息而導致的潛在性威脅，使得這種恐慌被一再放大，進而產生群體性共振，造成社會性恐慌。
從理論上看，我們正在經歷的快速現代性過程，不僅僅影響到人的實際生存的轉變，更是沖擊了人們的價值體系。 在這種變革的沖擊之下人們的行為活動的偶然性支配著一切。 面對傳統社會交往方式與行為規范日漸失效的現實挑戰，人們在一種苦惱與痛楚的疑惑之下，逐漸對既有的日常生活喪失信心與信任。 這種漂泊的不安全感和對事物的不確定感，導致人與人之間逐漸產生信任危機。 正如鮑曼所言，在不確定性的當代，安全感的缺乏使人們“尋找可以確定地永久地歸屬于它的組織”。 [8]如果政府及社會公共性制度難以形成并有效運作，這種信任危機就會擴展而成社會性的恐慌，并反作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則會進一步加重這種信任危機。 換言之，如果對制度的信任無法有效取代基于人際關系的熟人信任，那么社會信任就體現為缺失的狀態。
由此，伴隨社會再陌生化而來的挑戰是如何在日益不確定的時代建構良性的社會秩序，通過社會治理的創新提升制度與社會信任，以便于增強個體、群體、組織等各類主體之間的相互關聯與共識行為，提升有效應對來自外界的不確定性或擾動時恢復平衡狀態的能力。 [9]換言之，創新社會治理以提升社會韌性是當前推動制度優化以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所在。
三、提升制度信任與社會合作的社會治理創新路徑探索
當今，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劇烈變動的同時，現代性帶給社會的是高度的不確定性，“在我們今天這個流動的時代里，沒有什么東西是堅固不朽的，一切都在變化——一切我們渴望的，以及我們恐懼的，都在變化。 ”由此，當代人的生存狀態就像生活在流沙之中，沒有任何固定的、可參考、可預測的框架。 [10]這樣的不確定性，就是當代人焦慮和恐懼的根源。 正如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后，新的傳染病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穩定感，從而產生某種手足無措。 [11]其實，在進入高度不確定社會的場景下，在面對社會再陌生化的背景下，這種不穩定感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并由此對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以說，應對這種新常態，需要以進一步改革創新的戰略思維，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協商民主、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要圍繞持續優化多主體協同的社會治理網絡、堅持法治原則提升制度和規則信任、有效激活社會力量參與的響應機制等：
首先要持續優化多主體協同的社會治理網絡。 從某種程度上看，不確定的新常態意味著風險或問題的發生、演變及其發展很難被預料，尤其是在社會再陌生化的背景下，各主體之間的協作與整合尤為重要。 換言之，越是面對不確定風險，越是要打通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等各主體的聯通網絡。 在治理實踐中，政府行政治理所強調的縱向秩序整合機制與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所借助的橫向秩序協調機制往往暗含著一些相互矛盾的訴求，并在各自運作的領域中自發地排斥另一套機制的涉入。 因此任何一個社會試圖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都會面臨很大挑戰。 [12]正是基于這一現實，要能夠整合多主體共同應對社會治理問題，關鍵就在于形成多主體協同的社會治理網絡，發揮主體跨界的能動性與有效性。
其次是要堅持法治原則，強化制度的剛性提升其有效性。 要進一步強化應急管理與社會治理的法治原則，提升其執行力和有效性。 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黨委和政府要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社會治理以及疫情防控工作，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 如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從黨中央到各級黨委，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根據疫情狀況及發展預判，及時、有效地運用相關立法展開防控，各部門在執行過程中也體現了執行力，嚴格按照各項法律法規公平公正執法，充分展現了制度的剛性，這也是重塑制度信任的關鍵和根本。
再次要重視社會治理實踐中的媒介干預，形塑公開透明的信息環境。 如前所述，在“后真相時代”下，各種謠言或不實報道的泛濫在很大程度上沖擊甚至遮蔽了真實信息的傳遞并造成恐慌，從而將社會再陌生化的負面效應持續擴大。 當今社會，隨著各種社交媒體、自媒體快速發展，輿論環境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格局，要進一步提升主流權威媒體的公信力，因此，政府應及時準確發布各種信息，尤其是公共事件的發展狀況、政府的應對舉措、對市民配合的明確要求等，通過各種正式渠道廣泛傳播，同時對謠言或不實信息進行及時的回應，并由此保持傳播通路的暢通。
最后要在防控疫情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協同作用，借助社會力量提升治理創新的有效性。 要在激活個體內在活力參與的同時，使得社區和社會組織能夠形成與政府治理的有效銜接。 根據風險防控的相關需求，有效調配社會力量(基層社區組織、社會組織及第三方)，發揮其專業性、社會性優勢; 在社會力量的動員過程中，要注重對話協商，使得多元的意見、利益和價值得以比較、協商、融合，允許積極正能量的多元意見得以公開表達，由此促進有序參與和協同治理，彌合公共危機中的利益協同機制，從而一方面提升公共危機管理績效，另一方面也拓展不同利益主體的合意空間。
而要想激發社會內在活力，就要充分發揮黨建引領的社會效應和影響力，推動政府向社會適度賦權機制以及賦權后的秩序“把關”機制的有效運轉，并由此持續提升社會公眾的公共性意識與行動，推動社會組織與力量承擔社會事務，并由此推動公共社會參與、提升社會治理的能級與水平。
城市管理論文投稿刊物：貴州師范學院學報設置欄目有教育理論與實踐、文化哲學、政治經濟、文學藝術、語言文學、爭鳴、中學教育、大學生論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尤其是在社會再陌生化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干預和處理社會風險和應急事件，不僅是對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考驗，同時也是倒逼社會治理體系優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契機，尤其是今年以來的疫情防控實踐，將有助于探索在黨引領下的政府、市場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有效協同。 可以說，正是在戰勝疫病傳播的過程中，社會治理效能得以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得以推進和提升。
參考文獻：
[1]路易斯? 沃斯.趙寶海,魏霞,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J].都市文化研究,2007(1): 15-31.
[2]雪莉? 特克爾.周逵,劉菁荊,譯.群體性孤獨：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許同文.新陌生人社會的自我呈現與社交邏輯[J].嶺南師范學院學報.2016(2): 157-162 .
作者：張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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