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重視促進消費回補和帶動經濟復蘇產生的即期顯性效應，更要關注引導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態、培育新消費、助力新主體、協同新治理的遠期隱性效應，尤其不應忽視對于提升中小企業數字化經營能力、健全各地政府數字化治理體系等方面潛在的積極影響。
“新基建”與“新消費”是當前備受關注的兩個議題，在后疫情語境下擔當著復蘇中國經濟的重任。這兩個議題雖有著不同的經濟學含義，但在經過數字化助力、被寄予重啟消費厚望的消費券連接下，一座架在“新基建”與“新消費”之間的數字橋梁正在歷史性形成之中，而產業互聯的新經濟邏輯及其物理平臺，使“新基建”與“新消費”同頻共振成為可能。
本文基于消費券政策出臺的宏觀背景及其作用發揮的微觀機理，結合當前各地數字消費券釋放出的消費紅利，提出應當從新經濟的全生命周期視角出發，客觀評價這輪數字消費券的多維價值。作為產業互聯“新基建”的“小試牛刀”，既要重視其對眼下促進消費回補和帶動經濟復蘇產生的即期顯性效應，更要關注其對引導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態、培育新消費、助力新主體、協同新治理的遠期隱性效應，尤其不應忽視對于提升中小企業數字化經營能力、健全各地政府數字化治理體系等方面潛在的積極影響，并建議由第三方機構進一步對數字消費券發揮的綜合效應開展更深入的研究與評估。
一、消費券緣起：宏觀背景與微觀機理
(一)解凍消費和復蘇經濟的應對之策
在海外疫情持續蔓延、國內防控走向常態化、居民收入增長乏力的宏觀形勢下，持續被壓制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正隨著復工復產得到恢復與改善，亟需實施有效釋放消費潛能、促進經濟回升的應對之策。其中，消費券成為諸多省市提振消費的首選項，全國多地紛紛投放消費券和消費補貼。3月13日，國家發改委等23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促進消費擴容提質 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其中就包括了消費券的發放。
除了借助當地政務服務APP發券，越來越多的地方選擇聯合互聯網平臺發券。在以互聯網支付平臺為代表的數字基建加持下，電子形態的數字消費券登上了歷史舞臺。數字消費券成為引燃居民消費信心的導火線，也是平臺公司深耕細作切入產業互聯網的契機——以消費券為紐帶，將更多的終端消費者與更多的行業和地方政府連接在一起，共同促進經濟復蘇。
商務部副部長5月8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上表示，初步統計，疫情發生以來全國有28個省市、170多個地市統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金，累計發放消費券190多億元，肯定了“發放消費券等促消費措施取得明顯效果，實現提振消費的目標，促進人氣回升，為餐飲、零售等受疫情影響較大行業帶來了客流量，增加了實際收入。”各地在實施消費券政策的過程中主要是通過騰訊、阿里、美團等互聯網支付平臺發放與核銷，僅武漢一地4月20日至26日通過微信支付發放的消費券杠桿率就高達11.5倍。
(二)消費券的效用基礎與傳導機制
從經濟學原理結合政策反饋來看，消費券的效用傳導機制，體現在多個環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其不同層面的微觀機理包括：
1.擴大效應與乘數效應。即通過經濟活動中某個變量的增減，引起整個經濟總量變動的連鎖效應。具體而言，發放消費券帶來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額外消費，擴大了全社會消費支出規模，而消費的擴張又刺激了產品的銷售，促進企業加大生產和投資，有利于穩定就業和增加崗位，從而收獲可超越刺激消費意義的經濟增長。換言之，其遵循的是“刺激終端消費→促進企業擴大再生產→企業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進一步增加消費”的經濟循環邏輯。在此循環當中，消費、生產、投資(包括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環環相扣，在發揮和放大乘數效應的同時，形成宏觀經濟的擴張效應。
2.緩解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壓力。經濟下滑常常伴隨企業降薪裁員，人們對物價變化異常敏感，此時消費券就有了社會救濟的功能，對低收入群體的刺激作用更大。發放消費券相當于是政府或企業向民眾轉移購買力，在特定期限內用于特定領域的消費，從而在短期內迅速提升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刺激相關領域消費的復蘇，進而帶動企業生產經營好轉，緩解市場壓力。
3.可發揮過渡時期的特殊政策功能。宏觀政策從推出到落地需要有消化期，如果將這種延遲視為一個長期政策，那么消費券就是短期政策，能夠顯著改善經濟低迷時期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狀況，為中長期政策的落地實施提供緩沖，縮短經濟恢復的時間，并為下一階段發展以及后續促消費、擴內需的長期政策落地打下較好的基礎，實現短期政策的長期功能。
4.作為市場競爭力的試金石。商家通過市場競爭運用消費券，可讓資金流向更具競爭力和更高效的經濟單元，使資金效率得以最大化地提高。故此，發放消費券比起直接發錢或直接減免稅費，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二、新經濟全生命周期與數字消費券效應
以筆者2016年提出的“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重塑邊界先“破界”、重構介質先“破介”、重建規則先“破誡”;戰略創新需“立志”、戰術創新需“立智”、制度創新需“立制”)為底層邏輯，進一步提出“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共同構成新經濟發展五大動力來源”新論斷。
如何理解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這“五新”的多輪驅動?如果從新經濟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出發，可以定位其中的新基礎設施是新經濟發展的運行基礎，新生產要素是新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新市場主體是新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新協作方式是新經濟發展的組織保障，新治理體系則是新經濟發展的長效支撐。綜合貫穿新經濟全生命周期的以上五大動力來源，對數字時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寬的評價視域。
因此，對于消費券這項備受關注的公共政策而言，當然也可嘗試運用這個新的框架，前瞻性地圍繞數字消費券效應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討論，基于對其多維價值內在化體認與共識性理解，有望促進后續消費券機能的延展及其配套政策機制的完善，更大化挖掘消費券紅利。以下將從引導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態、培育新消費、助力新主體、協同新治理等六個維度，解析和展望數字消費券將如何促使多輪驅動下的新基建與新消費同頻共振成為可能。
(一)引導新基建：從小試牛刀到廣闊天地
本輪消費券之所以稱為“數字消費券”(電子消費券)，正是因其依托互聯網技術平臺的新特點。盡管我國在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時發放過消費券，國外也有不少案例，但此前基本上都是紙質消費券，本輪消費券正好契合了“新基建”的大勢，或者說數字基建的加快推進，給本輪消費券發放提供了跨越時空的便利條件。
“新基建”并非疫情下的權宜之計，只是疫情影響客觀上加快了其前進步伐。事實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已取得了明顯成效，對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正在加快釋放。而本輪數字消費券，以其依托的平臺特征觀之，恰恰可以看作是產業互聯“新基建”的“小試牛刀”。互聯網平臺以消費者和商戶為架構、以數字化為磚瓦搭建新經濟服務大廈，其參與發放消費券就是該大廈“試運營”的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數字消費券為紐帶，“新基建”與“新消費”有了同頻共振的基礎。當前，總需求中出口和制造業投資都在萎縮，房地產依然在調控中，只剩下消費和基建投資可以發力，其中消費正在恢復，基建可以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力，而且它短期是需求、長期是供給。短期看，消費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二者可產生共振，暫時還不構成閉環。但中長期看，新型基礎設施建完后產生供給能力，“新消費”和“新基建”就能夠形成閉環。“新基建”當中服務生產者的工業互聯網等與終端消費者并不直接相關，而5G、人工智能、物聯網、數據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費市場則是服務終端消費者的廣闊天地。
(二)聚合新要素：數據、算法、算力的協奏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是中央頒布的第一份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首次把數據納入要素市場。從大數據的邏輯出發，數字消費券與紙質消費券相比，并不僅僅在于節省印制以及發放消費券的成本和安全優勢。在疫情期間通過線上渠道發放數字消費券，可突破地域限制，降低交通成本，既高效便捷又能避免人群聚集風險，而且從環節控制來看，消費券發放與核銷平臺擁有大數據優勢和算法算力的支持，可以實時追蹤消費券的使用時間、地點和方式，政府可以借此不斷優化和調整政策。
當然，數字化不但有助于及時而精準地追蹤掌握發放數量等數據，實現動態調整，還可結合互聯網實名制注冊等手段，控制轉讓交易等套利行為。在此過程中，數字消費券有效聚合了互聯網技術以及數據、算法、算力(平臺驅動的“三駕馬車”)等新要素，通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引領基于技術與市場的創新演化，促進消費回暖和經濟復蘇。
數字消費券運用大數據對人群進行精準畫像，基于平臺新要素的精準識別特性，為各地精準施策提供科學依據，實現精準發放，將消費券提供給更需要的人，防止純粹為發券而發券，避免出現道德風險。在必要的算法保障和算力支持下，“讓數據說話”成為消費券發揮真實效用的要義。在大數據、云計算、AI和區塊鏈技術群中，數據是最寶貴的資產和持續進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數據的方法和法則，算力則決定著數據和算法發揮的潛力。如果說，數據、算法、算力三者正在“協奏”出新經濟舞臺下一個樂章最澎湃的新要素進行曲，數字消費券至少會是其中小序曲的重要音符。
(三)厚植新生態：從流量紅利到價值紅利
從平臺生態來看，發放消費券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費，一方面覆蓋人群和行業越廣越好，從而對平臺公域流量池提出要求;另一方面還在于精準觸達到更多消費群體，讓消費券隨手可得。以基于超過12億月活用戶的微信社交流量生態為例，其領券的入口多、用券的方式廣、消費閉環的鏈路短。比如眼下最熱的直播帶貨，在微信生態下可以實現全鏈路應用：商家通過朋友圈或者公眾號廣告，精準吸引目標人群，引導用戶進入小程序領券并進行小程序直播預約，直播時邊看邊買，在互動中用券消費、實現直播間內交易轉化。
從消費生態來看，經過疫情一役，國人的購買習慣、方式、心智都發生更徹底的轉變，數字消費券的便捷性和適用性極大契合了這一變化。依托數字平臺與多種業態的互通互聯，數字消費券所連通的服務已不同于只聚焦旅游、購物、教育等傳統消費領域的紙質消費券，觸角擴展到餐飲、文旅、健康、購車、百貨、連鎖購物品牌、超市、圖書等多元化消費業態，在切實滿足消費需求的基礎上，也有效助力產業生態的轉危為安。
從參與模式來看，選定平臺進行消費券發放和核銷，有助于消費券發放流程的穩定性、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及時掌握實施效果的便捷性，當然也容易強化消費者用券后對該平臺的依賴。鑒于平臺在參與消費券政策的過程中具有非營利特征，且這類服務從產品技術原理到使用場景并不復雜，為了避免單個平臺可能的局限性，在通過市場化競爭選定消費券的承銷平臺后，再由承銷平臺聯合更多的有互補功能的平臺共同形成生態化數字軍團，在產業互聯邏輯下發揮各自優勢，使消費券這項公益性政策釋放更多更深遠的“價值紅利”。
(四)培育新消費：加快新世代消費遷徙進程
盡管傳統人口優勢弱化，但在提升人力資本、新型城鎮化、數字經濟、產業升級等方面，中國還有可挖掘的巨大潛力。以直播帶貨、社交零售等為代表的新消費及供應鏈整合、渠道營銷創新能力強的消費品具有中長期投資價值，是重要的內生增長新動能。作為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一項公共政策，數字消費券對培育新消費具有天然功效。
正如一些分析所指出的，消費券對于消費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業的中長期重塑，是切斷疫情下潛在的“習慣—消費—收入”的消費心理通縮循環的利器。數字消費券相當于借助數字基建為消費者提供了適應新消費的預演場，在拉動消費的同時，由于所傳遞的新消費需求，進一步改變著傳統消費業態運行模式，同時加速了全民消費習慣新趨勢，有助于消費者加速適應切換，顛覆傳統消費路徑。“線上消費”及“宅經濟”等將成為實際彈性最大的投資方向，“95后”“00后”所領軍的“新消費”躍升為消費主導的時間大大縮短，加快世代人口與消費的遷徙進程。
在消費券政策制定和機制設計過程中，更多向新消費傾斜，通過與互聯網平臺合作發放消費券，補貼品類聚焦年輕人消費意愿旺盛的商品，借助KOL、網紅直播等宣傳措施，使得消費券在短期發揮更大乘數效應的同時，可在中長期促進更多優質的新消費主體崛起，則新消費在消費券政策潤澤下大勢可成。以數字消費券作為政策組合拳的“熱身”或對癥下藥的“引子”，以此助力新消費和新基建“同頻共振”，培育壯大多輪驅動的新動能，從而成為一項“四兩撥千斤”的政策舉措。
(五)助力新主體：提升企業數字化經營能力
研究表明，通過支持行業的限定和靈活設計，消費券可定向、多周期地發揮更大作用，并間接起到為中小微企業減免稅收的作用。從這次疫情不難看到，線上線下融合會讓更多市場主體增強韌性，從而助推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依托平臺發放消費券，除了可以進一步培育用戶的數字化消費習慣，也有助于培育企業和商家的數字化運營習慣。換言之，用好消費券培育“新消費”與“新基建”的未來客戶，二者通過數字化將企業端和政府端有機銜接起來。
隨著數字基建已演化成社會生活基礎設施，數字消費券也成為打通線上線下渠道的重要流量通路，對于作為新消費載體的中小企業和商家等“新主體”，如何抓住消費券帶來的經濟復蘇機會點?一方面，順應疫情期間在線經濟、新業態、新模式逆勢上揚的發展態勢，將疫情中凸顯的新消費予以固化和推廣;另一方面，獲取更多數字用戶觸點，加速沉淀品牌數據資產，數字消費券成為其未來長效運營新的“起跑線”。
隨著疫情期間數字化轉型的加快，不少中小企業和商家都將進入轉型發展新階段，抓緊跟進鏈式反應可為其未來數字化生存帶來更多發展新可能。通過自身及數字平臺提供的服務，其商業要素走向全領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數字化運營。數字化運營以消費者為核心，實現消費端和供給端全要素、全場景、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智能，建立企業智能運營和決策體系，持續推動企業產品創新、業務創新、組織創新，以應對疫情在內的系統性風險，進而構建強大的新競爭優勢。這是數字消費券助力新主體的核心底層邏輯。
(六)協同新治理：政府高效能治理的數字化助手
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離不開高效能治理。作為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個經濟學王牌命題的現實路徑，高效能治理有賴于治理理念、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治理即政府治理創新，則是走向治理現代化的通途。在政府治理創新的過程中，運用消費券這類公共政策工具和載體，重在發揮利益相關者的協同效應。“一城一策”是當前消費券政策實施的重要特征，消費券正成為各地政府“治理創新競賽”項目，一方面通過消費券向市場和消費者釋放積極信號，另一方面借此拉動消費與脫貧濟困。
從治理現代化的視角來看，對于市場能有效解決的問題，政府并不需要親力親為，而是定好政策目標和驗收標準，把拉動消費的任務交給市場化平臺，借助平臺力量發揮作用，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政府更多的是發揮賦權的作用，讓平臺搭臺、企業唱戲、百姓受益，同時通過數據運用提高政府決策質量和經濟發展質量。消費券作為新治理目標導向下的一項具體政策，堅持公共政策遵循的價值出發點，選擇合適的平臺設計合乎政策初衷即“普惠、安全、精準、長遠”的消費券發放機制，在平臺助力下實施差異化使用方案，便于更精準地評估政策實施效果，進而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使之實現更高更全面的政策效能。
從消費券的實踐邏輯來看，數字消費券的發放依靠的都是互聯網平臺上的用戶，發券通常來說是一次性的動作。但有一些平臺，甚至可以為政府自身政務電子化做積累和留存。以微信支付發放消費券為例，其特點在于：一方面，政府在微信中建立屬于自己的小程序，通過小程序給當地居民發放消費券，可精準觸達到目標用戶;另一方面，用戶可以很好地留存在政府及商家的公眾號和小程序中，方便進一步發布優惠信息，刺激二次甚至更長期的消費，真正有效幫助政府和商家。進而，后續小程序可以轉變為政府長期運營的政務服務工具，結合如健康碼等線上政務，成為政府構建現代化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數字化助手。
三、下一步研究實踐及評估建議
以上主要基于新經濟全生命周期，從六個維度解析和展望如何通過數字消費券促進新基建與新消費同頻共振，從而為疫情之下觀察和討論消費券現象提供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但這只是新基建與新消費系列研究的一個開端，接下來需要隨著政策實踐進行更多案例分析與實證研究，政產學研各界包括平臺和智庫之間應加強聯動，圍繞上述議題及其進展持續研討與交流。
首先，要更加深入地對數字消費券發揮的綜合效應開展進一步研究與第三方評估。作為一項帶有社會福利和救濟色彩的公共政策，應從該政策的全生命周期進行前中后三期評估。既要基于利益相關方在政策實施全程中的作用與影響，對消費券產生的實際效應進行科學測算，更要關注政策目標對象在政策實施全程中的獲得感和體驗感，通過廣泛調查得出客觀結論，為同類政策制定和實施提供參考。
其次，在優化消費券政策設計的基礎上，探索數字消費券與其他政策組合拳的“打法”。從長遠來看，消費回升和潛力釋放并非一蹴而就。促進消費擴容和質量提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形成優化市場供應、營造消費生態、提高治理水平的合力，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因此，除了運用消費券這項特殊政策，還要考慮與“新基建”等其他促消費、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工具統籌兼顧，讓民眾真正得到更多實惠。
再次，深化各地“一城一策”探索實踐，同時應加強國家層面的政策統籌。當前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各具特點的差異化消費券政策，體現了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治理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增強了政策實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但各地發放消費券主要還是促進本地消費，更多支持的是本地餐飲、旅游和生活服務等行業，而對于那些產業鏈較長、分布廣的大宗商品和特定消費品，則需要中央政府進行全面統籌和組合發力，從更高層面釋放和擴大消費券的政策紅利。
經濟師職稱論文范例：城市特色文化消費健康增長的路徑研究
最后，應更重視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給我國經濟轉型、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帶來的機遇。以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新動能正在推動產業升級，以開放、共享、協作為特征的平臺機制正在重塑產業體系，數據驅動的平臺經濟成為產業融合競爭的制高點，作為數字經濟2.0的產業互聯網則成為科創企業競逐的新賽場。從消費券實踐來看，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正在助力中小企業提升數字化經營能力、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也為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作出了積極貢獻，成為幫助各地政府構建現代治理體系的數字化助手。為促進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良性發展，政府應將重點放在維護運行規則上，包括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強化法治保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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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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